经济论文哪里有？本文围绕农村居民环保践行程度不高的问题，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以江西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农村居民心理在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1绪论
1.4文献综述
1.4.1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1.4.1.1社会人口学变量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对于居民环境行为的研究，性别与年龄是最早关注的方面，随后关注到个人或家庭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学变量是如何对居民环境行为产生差异的影响。学者在研究性别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关系时发现，差异性消失了或者说并没有呈现亲环境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性，也即做出亲环境行为的人并没有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Hines，1986-1987；Van Liere&Dunlap,198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Kent和Dunlap（1978）实证研究发现在对于环境的关注程度上，年轻人以及女性表现得关注程度较高，即亲环境行为在性别与年龄上存在差异性，能够做出亲环境行为的人群多为年轻人与女性。Casaló（2017）通过研究则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在环境行为的做出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杜平（2020）则进一步得出女性在私人领域所做出的亲环境行为比男性要更多。学者们为了进一步探讨性别究竟是如何影响亲环境行为，对不同性别的环境态度和环境关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且在环境关心层次上女性的环境关心程度依然比男性要更高，由此出现女性的亲环境行为要比男性的亲环境行为更多（Luchs&Mooradian,2012;Scannell&Gifford，2013；龚文娟，2007-2008；刘贤伟，2013；张红肖，2017），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人员对于研究对象的年龄加以控制，通过对同一阶段的不同性别群体的环境关心和亲环境行为进行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亲环境行为在性别上表现出的差异性，且女性的环境关心与亲环境行为要表现的更多，这些结果在不同国家均得到了相同的体现（Chua&Aldridi,2000;龚文娟,2007）。而对于亲环境行为与居民年龄之间的关系研究，Hines（1987）通过运用荟萃分析亲环境行为与年龄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发现居民的亲环境行为在年龄上呈现异质性，即亲环境行为在年轻居民之间产生的比较多，他们更能够做出亲环境行为，Hawcroft和Milfont（2010）在对环境行为与年龄的相关关系时，研究得出个体年龄越大，其环境关注反而越小，两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而Krettenauer T（2019）则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的环保行为与年龄呈负相关。
3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3.1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
3.1.1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
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策使用者通过与政策相关人员进行积极的互动，以期引起相关人员对其所处环境的兴趣与思考，并使其自我改变当前的行为方式，最终达到政策所期望的效果，而这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的传导机制相似，通过政策的宣传等刺激农村居民的心理，以形成自愿亲环境行为。颜廷武（2017）研究发现通过对农户进行政策宣传可以有效促进农户桔梗还田即采纳绿色生产行为。政策宣传作为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还作为农村居民所接触的外部环境，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汪秀芬，2019），而且政策宣传还能发挥其正向调节作用（罗明杰，2021）。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本文提出：
假说H1a：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3.1.2服务型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
服务型政策工具主要是为促进环境行为的发生提供的客观条件，该类政策工具旨在对某一群体提供服务或者进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目标对象心情愉快，从而表现出政策工具所期望其做出相应的特定行为，即服务型政策工具通过向农村居民提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或者在农村建设环保设施，一方面使农村居民因服务而感到心情愉快，另一方面也使其亲环境行为能够有的放矢，从而促进更多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产生。田卓亚（2021）政府通过讲座、技术培训等形式对农户进行稻虾共作技术的宣传和引导，能促进农户的采纳行为；罗小锋（2021）在研究政策激励能否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时，分析得出政策激励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政府宣传、政府培训、政府补贴均可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在农技推广方面，闫阿倩（2021）研究发现政府培训均能显著促进年轻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根据刺激反应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以及Anna-Lisa（2006）研究发现的以政府技术培训、技术推广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策工具能够有效促进居民的亲环境行为，为此本文提出：
假说H1b：服务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5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5.1.1农村居民个体特征
全样本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如上表5-1所示，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家庭成员数、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是否为村干部和是否承担家务劳动，在395份样本中，男性占比为55.19%，女性占比为44.81%；受访者年龄平均值为41.14岁，此次被调查的农村居民文化水平多为初中水平，占比为30.89%，“高中及以上，本科以下”与“本科及以上”的居民分别占比为23.29%、22.53%，总体受教育水平还不高；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超过半数农村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或非常好，仅有6.1%的农村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差或非常差；此次调查的样本中，具有党员或村干部身份的农村居民占比比较小，其中8.35%的农村居民具有党员身份，11.65%的农村居民具有村干部身份；受调查的农户中，家庭成员平均数为3.296，1-2人的家庭数较少，占比3.2%，大多为4人及以上，占比85%。
5.2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运用stata17.0软件研究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分析见表5-5，由表5-5可知，自变量包含了控制变量，在各项政策性工具中，除经济型政策工具，沟通扩散型、服务型以及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同时为正，说明以上三种政策工具均会对农村居民自愿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的施行越多，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的采取影响越大；服务型以及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施行越多，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采取的影响越大，农村居民在该三类政策工具的作用下更能够自愿做出亲环境行为，至此，假说H1a得证：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假说H1b得证：服务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假说H1c得证：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沟通扩散型、服务型、命令控制型这三个核心变量中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自愿亲环境行为影响的回归系数的值相对较大，其次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而服务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自愿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说明三者中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自愿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正向影响作用相对最大，其次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而服务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自愿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正向影响则相对较小。而经济型政策工具这一变量对农村居民自愿亲环境行为影响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型政策工具会对农村居民的自愿亲环境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说H1d无法得证，即无法得出经济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生活自愿亲环境行为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此外，而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与家庭收入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以及家庭收入会对农村居民的自愿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人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家庭收入的影响较小，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对于上述结果，文章从几个方面进行概括与分析。
6结论与启示
6.2政策建议
6.2.1加快推进政策宣传与沟通
第一，制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和信息传播策略。明确政策的目标和目的，以便能够针对性地设计信息传播策略，在设计信息传播策略时，您需要考虑到村民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以确保信息能够被接受和理解。第二，利用不同的传播渠道。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需要使用多种传播渠道来确保信息能够被尽可能多的人听到。因此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广播、传单、宣传栏、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方式来传播信息；还可以将信息直接传递给村民委会和其他组织，以便他们能够将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第三，传递易于理解且具有吸引力的信息。信息的语言应该是村民易于理解的，并且应该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以便让村民愿意听取和采纳；可以利用图表、图片和其他视觉元素来增强信息的吸引力，并使用简单、易于理解的语言来传达信息。第四，利用乡贤与农村居民进行沟通。可以与乡贤、党员和志愿者合作，通过运用乡贤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在农村居民当中传播政策信息，并影响村民的行为。最后，跟踪和评估政策效果。为了确定政策是否成功，需要跟踪和评估政策的效果。可以利用调查、焦点小组和其他方法来了解村民的行为和态度，并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和改进信息传播策略。
总之，沟通扩散型政策工具可以帮助您影响村民的价值观，并促进他们在生活中自愿亲环境行为。通过制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和信息传播策略、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制作易于理解和吸引人的信息、利用乡贤传播和跟踪和评估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