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哪里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第一章绪论
1.4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本文通过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长尾理论等理论基础，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企业TFP的影响因素框架之中，在理论上具有一定边际贡献。本文通过测算上市企业要素生产率，进而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TFP的影响，使用双向固定模型验证本文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相关性和因果性分析，在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考察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拓展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本文聚焦于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引入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机制，并通过综合的实证分析，拓宽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研究视域，因此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本文将研究方向放在定量研究方面，此项探究对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背景下，激发内生活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经验证据。
第三章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3.1理论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显然代表着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已经覆盖了我国的信贷、保险等多种业务，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近些年来，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经营生产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但需要注意的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仍需要理论支撑，基于此，本文依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信息不对称和长尾理论等来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可能存在的微观作用渠道，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理论基础。
3.1.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前身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其基本范式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Solow（1943）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是索洛模型的核心思想。不过索洛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缺乏科学阐述，尤其是关于1965-1990年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差异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引发人们对技术进步完全外生的深度思考和讨论。罗默和卢卡斯等提出内生增长理论，提出将经济增长率内生化，认为经济繁荣的关键是技术内生，并不是如索罗所言的技术进步完全外生。总体来说，内生増长理论认为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创新决策受到外界例如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制度环境等影响从而促使国家间的经济绩效出现差距。适宜技术理论汇集了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内生增长理论等的观点，其中BW模型沿用了索洛模型关于知识公共性的前提，认为各国之间并不存在技术壁垒和扩散成本，但是技术要与生产力相协调，所以后发国家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全部技术溢出。
第五章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5.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5.2.1被解释变量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于企业TFP的测算，主流方法是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法（简称FE法）、Olley-Pakes(1996)提出的半参数法（简称OP法）、Levinsohn-Petrin（2003）提出的半参数法（简称LP法），Ackerberg-Caves-Frazer（2006）提出的半参数法（简称ACF法），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广义矩阵方法（GMM法）等。考虑到LP法能有效解决估计上市公司生产率过程中的样本损失问题[84]，因此本文选用LP法测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他介绍过的方法中选取四种用于稳健性检验。
5.2.2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Difi）：是由数字金融覆盖广度（Cov）、使用深度（Usa）、数字化程度（Dig）进行综合权重，清晰地刻画了我国地区、城市、县域三个层面上的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本文选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较为全面地衡量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并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此外，本文主要选择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将城市指数匹配到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分别对总指数和分指数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5.3相关性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5.3.1相关性分析
本节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2所示，从上表所显示的结论来看，变量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后续的基准回归分析。
第六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6.2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中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根据直接作用机制的研究结论，应差异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各地政府要提高数字化水平，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短板。目前，我国数字化转型已经步入深水区，但数字普惠金融在向纵深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从金融基础架构的构建、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深化在企业发展中的存在，通过确保资源充分有效配置，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简化运营流程，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第二，根据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研究结论，要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研发，进一步提高对于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有针对性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和服务方式，支持企业开展海外并购、跨国经营等多元化经营活动。支持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融资，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探索建立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机制和实践模式，开展针对小微企业信贷服务模式创新试点工作，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发挥科技在普惠金融中的支撑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等方式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小微企业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能力。深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科技应用推广工作，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掌握重点群体的经营情况和变化趋势，提升普惠金融产品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