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已有三十年的研究历史，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企业为了融资、避税、保持上市资格等目的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粉饰了对外报出的会计信息，掩盖了企业真实的盈余情况。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成为投资者、债权人、相关监管部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等关注的焦点之一，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如何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从 1968 年 Ball 和 Brown[1]开创会计盈余数字有用性的研究以来，众多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表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平滑的盈余有利于公司管理层巩固自身的管理地位、降低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传递企业收益稳定的信号等。因此，企业盈余波动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管理层为满足相关利益主体的要求及自身利益需求可能产生平滑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以达到降低公司业绩波动的目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由 J. Maurice Clark 于 1916 年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讨论和关注。20 世纪末，企业社会责任内在逻辑、信息披露以及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2010 年，国际化标准组织发布了关于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该标准强调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具有参考意义，对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 2005 年开始，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并提出公司要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2012 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2014 年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重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随着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相关标准规定也在不断细化和完善。《履行社会责任倡议书》《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中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指南》等相继颁布。由此可见，相关政府部门在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同时，社会各界也逐步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司的社会价值，不仅仅只把焦点放在企业的经济价值。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公司社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利益相关方息息相关。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企业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的时候，往往可以视为企业态度的转变，企业管理层可能会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更加公平公正的对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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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盈余管理的文献综述
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是公司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重要媒介，向报表使用者传递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为报表使用者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财务报表中的会计盈余信息，由于涉及多方的利益需求，可能被人为操纵。
1.2.1.1 盈余管理的概念界定
盈余管理的概念最早由 Schipper（1989）提出，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追求私人效益，通过运用各种手段，主观操纵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具有一定误导性[2]。Healy 和 Wahlen（1999）在回顾以往文献后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通过筹划交易活动或利用会计处理判断等多种手段，有目的的改变和粉饰财务报表，影响了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判断[3]。Scott（1997）借鉴前人观点，在其《财务会计理论》这本书中，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程度的提高自身利益或者公司价值，具有其经济后果[4]。
国内学者们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魏明海（2000）认为应计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层为了达到预期的业绩表现，掩盖了公司真实的业绩情况，误导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判断[5]。宁亚平（2004）认为应计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的范围内，公司经营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将公司的盈余在不同的会计期间进行操纵[6]。沈烈和张西萍（2007）在研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过程中，考虑了 2007 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将盈余管理定义划分为广义和狭义，指出狭义的盈余管理指的是管理层过度或者不当使用会计政策来操纵公司盈余，具有欺骗性或非法性[7]。吴联生等（2007）认为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准则的认同程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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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设计 ............................... 27...................................
第 2 章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委托代理理论
1932 年，Berle 和 Means 提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观点，认为“两权合一”会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许多弊端，倡导“两权分离”，使得股东与经理人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可以更加专业化和更加高效率的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98]。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分工细化，股东作为出资人委托经理人进行公司的经营管理，两者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倡导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委托代理理论在“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该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契约理论基础。
2.1 理论基础
2.1.1 委托代理理论
1932 年，Berle 和 Means 提出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观点，认为“两权合一”会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许多弊端，倡导“两权分离”，使得股东与经理人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可以更加专业化和更加高效率的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98]。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分工细化，股东作为出资人委托经理人进行公司的经营管理，两者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倡导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委托代理理论在“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该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契约理论基础。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都难免存在利益冲突。其中，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显著，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源于三点。第一，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企业的所有者和代理人都有追求各自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两者的目标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冲突。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互相分离后，公司的股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享有剩余收益的索取权，其目标就是实现公司的价值最大化。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司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将企业的整体利益和股东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管理者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例如获得更高的薪酬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社会地位和声誉等。因此，股东和管理者在追求利益方面的目标函数并不完全相同，两者往往存在利益矛盾。第二，所有者会和经营者签订的契约具有不完备性。契约是现代企业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的载体，科斯在其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中，就提出了“企业是不完全契约”的思想观点。委托人与代理人契约签订的时候，对激励作用、约束条件和监督管理很难做到全面的约定，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各种情况，难以详细罗列出每种情况下双方的责任，不能完全保证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目标努力。第三，在两权分离的经营管理模式下，企业股东没有直接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职业经理人直接对企业资源进行支配，对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最为了解。企业股东对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运营情况很大程度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的汇报，很难获得与职业经理人同等的信息，难以保证对公司经营状况全面真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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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根据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本部分首先对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企业真实业绩波动性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提出假设，分析完两者关系后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在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真实业绩波动性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提出研究假设。
2.2.1 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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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根据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本部分首先对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企业真实业绩波动性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关系提出假设，分析完两者关系后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在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真实业绩波动性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提出研究假设。
2.2.1 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参加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各方，总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Graham 等（2005）的研究调查发现，在市场中，投资者往往更偏好盈余稳定的公司，公司的管理层也希望维持稳定的公司盈余水平，在上市公司中，管理层作为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其薪酬、职业形象与公司经营业绩息息相关[32]。一方面，盈余波动会影响管理层的职业形象。在公司业绩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公司的未来盈余情况难以预测，会向市场传递负面的信号，形成高风险水平的企业形象，容易导致投资者缺乏信心，可能带来股价波动和融资成本的升高（Trueman 和 Titman，1988）[37]。同时，当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发生较大波动时，会影响股东对管理层的管理能力、经营效率的评价（Neffati，2011）[36]。处于较大压力的管理层为了粉饰其经营不善以及维护职业形象，容易产生盈余平滑的动机以减少会计盈余的波动。管理层为了达到掩盖了公司真实经营成果的波动，对公司盈余进行操纵降低了公司盈余信息的透明度（Bhattacharya 等，2003）[101]，导致与利益相关者决策相关的财务信息质量下降，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盈余波动会影响管理层的薪酬。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激励一般与公司的经营状况相挂钩，管理层为了谋求高额的薪酬，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Healy 和 Wahlen（1999）认为通过平滑盈余可以提高经营者的报酬，管理层为了达到会计盈余预期，一般会利用利润平滑来控制盈余上下限[3]。Burns和 Kedia（2006）研究证明在 CEO 拥有大量股权的公司，出现盈余重述情况的概率更大[102]。戴云和刘益平（2010）基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研究视角，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管理人员薪酬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103]。Morse 等（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薪酬激励机会会使得管理层产生操纵公司经营业绩的动机，产生盈余管理行为，以达到提高自身薪酬的目的[104]。 因此，在公司的业绩波动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管理层容易产生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降低公司盈余的波动。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和假设 2：
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显著高于未经盈余管理修正的公司业绩波动。
假设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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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显著高于未经盈余管理修正的公司业绩波动。
假设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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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7
3.2 变量设计 .................................... 27
3.2.1 研究变量的度量 ......................... 27
3.2.2 控制变量的度量 ......................... 30
第 4 章 实证分析 ............................ 35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35
4.1.1 描述性统计 .............................. 35
4.1.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36
第 5 章 结论 .......................... 49
5.1 研究结论 ................................ 49
5.2 研究建议 ................................ 50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52
第 4 章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4.1.1 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的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的盈余波动性、企业社会责任、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初步的了解，主要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以便后续的进一步回归分析。
表 4.1 列示了本文 2010-2016 年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中所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A|）的最大值为 0.4514，最小值则为 0.0006，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0681 和 0.0439，中位数大于均值，说明了半数以上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盈余管理管理程度，与前人研究情况相符，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可能普遍存在操控公司盈余的行为，探讨差异的产生原因具有积极意义。
表 4.1 列示了本文 2010-2016 年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中所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A|）的最大值为 0.4514，最小值则为 0.0006，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0681 和 0.0439，中位数大于均值，说明了半数以上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盈余管理管理程度，与前人研究情况相符，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可能普遍存在操控公司盈余的行为，探讨差异的产生原因具有积极意义。
从主要解释变量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业绩波动性（Std_DROA）来看，平均数和标准差为 0.071 和 0.055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 0.3443 和 0.0128，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社会责任评分（CSR）的最大值为 77.7，最小值为-1.85，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平均值为 30.281，中位数为 23.48，标准偏差为 20.0065，说明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评分还是处于较低水平，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还不够强烈，不同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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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以 2010 年至 2016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以此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在剔除盈余管理“噪音”后，采用 5 年滚动的波动率来度量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性；采用和讯网出具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报告》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测评得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把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审计意见、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产权性质等这些可能影响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根据提出的假设建立研究关系模型，首先实证研究了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然后进一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得分较低，表明公司管理层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还不够强。目前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通过实证检验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剔除了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性显著高于未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业绩波动性，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程度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性越高，公司的管理层为了降低公司业绩波动性大带来的不利影响，会产生盈余管理动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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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以 2010 年至 2016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修正的琼斯模型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以此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在剔除盈余管理“噪音”后，采用 5 年滚动的波动率来度量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性；采用和讯网出具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报告》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测评得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把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审计意见、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产权性质等这些可能影响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根据提出的假设建立研究关系模型，首先实证研究了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然后进一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得分较低，表明公司管理层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还不够强。目前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通过实证检验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剔除了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性显著高于未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业绩波动性，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与盈余管理程度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真实业绩波动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剔除盈余管理噪音的公司真实业绩波动性越高，公司的管理层为了降低公司业绩波动性大带来的不利影响，会产生盈余管理动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