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哪里有?本研究明确了普遍信任对捐赠效果的影响。通过本研究发现,普遍信任与捐赠效果负相关。说明现在不是一个越相信陌生人,捐赠越多的社会,大家对信任类型有着明确界限。国外在中国测量了六千多名参与者的信任水平,调查其社会态度,结果表明中国的信任水平较低。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全面发展,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挖掘和阐发。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齐亚强、张子馨,2022)[1],在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作用在流动社会过程中不断拓展,过去基于血缘构建的亲友体系逐渐被基于师缘、业缘建立的交往体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复杂化(张加春,2016)[2],信任类型和程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现代社会网络的飞速发展,慈善事业也与时俱进,信任对慈善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尤其在慈善组织运营过程中,信任扮演着重要角色。Sargeant和Lee指出,信任在捐赠者、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关系的发展中非常关键。对慈善组织的信任能够赋予其高于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道德形象(Sargeant和Lee,2002)[3]。Herzlinger强调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与社会信任有重要关系,若非营利组织遭受信任危机,社会信任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Herzlinger,1996)[4]。Bekkers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信任度是影响公众是否愿意捐赠的关键因素(Bekkers,2010)[5]。Sargeant和Lee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信任通过关系承诺对捐赠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南方和罗微基于中国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社会信任对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信任在慈善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argeant和Lee,2002)[3]。
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社会信任理论
3.1.1.1吉登斯信任理论
在卢曼的《信任与权力》一书中,他对社会信任进行分类研究和深刻洞察,他指出信任是对于可得信息的超出性期望,简单来说,信任就是对某人所设想的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对这个人的一种期望,这种期望产生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个人的理性受到限制,难以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信任是对理性局限性的一种有价值的补救措施,它可以减轻不完整信息带来的风险,增强内心的安全感。根据卢曼对信任的概念,吉登斯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的信念,这种信心与特定的结果或事件有关。显然,吉登斯区分了两种基本类型的信任:“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人际信任也可以被称为“对他人的信任”,它建立在信任他人的道德层面上。而“人对系统的信任”又称为系统信任,这种信任是人们认为该系统在原则上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是值得信赖的。吉登斯关于信任的讨论是与现代性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导致社会互动从地域中脱离出来,社会关系也由此脱离,因此,吉登斯认为"脱域机制"是现代化会的最典型特征之一。正是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以及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的发展,当下社会对信任的需求越来越高,信任能有效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简化社会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在时空分离和脱域的抽象化空间进行社会行为的;二是在时空分离和脱域情况下,信任作为其情境基础显得尤为必要(Giddens,1990)[67]。吉登斯斯的信任理论表明,现代社会具有“时空分离”和“脱域”的特征,社会生活逐渐由“在场”转变为“缺场”,在缺场的现代化社会生活中,导致了人际信任对行为决策影响的变化,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更大范围和不同程度的人际信任,人际信任的结构很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从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变。总的来说,卢曼和吉登斯的信任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际信任的重要性和变化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逐渐从“在场”转变为“缺场”,人际信任在抽象化的空间中进行交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也成为人际关系的情境基础,使得信任在缺场的现代化社会生活中显得尤为必要。
5.实验结果分析
5.1样本特征描述
本实验共计有62名被试参与,其中,按照年级划分,研究生有19名,本科生有43名;按照性别划分,女性捐赠者和男性捐赠者各为31人,此外,本实验的被试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此外,根据以往的研究,网络捐赠经历、月消费水平以及生活满意度等都会对个体捐赠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实验还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人口统计学特征及个体因素描述性统计如下:
本实验在问卷中后测了“亲人可信度”“老师可信度”“好朋友可信度”“同学可信度”以及“陌生人可信度”两个可信度的绝对值,选项从1到7,7代表完全信任,1代表完全不信任,结果在五个人际信任程度中,亲人信任最高,其次是好朋友信任,再是老师信任和同学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普遍较低。同时,以亲人为特殊信任指标,陌生人为普遍信任指标,表明在网络慈善捐赠中,特殊人际信任大于普遍信任。同时随着社会交往距离的变化,人际信任范围不断扩大,位于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一般信任也较高,这也说明目前的人际信任除了由血缘基础所形成的特殊信任外与以契约为依赖的普遍信任之外,在交往距离与关系强度的影响下,一般信任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也日益突出。
5.2回归分析:类型与程度影响
为了判断人际信任类型和程度对捐赠金额的具体影响机制,本文通过回归分析解释自变量(人际信任)对捐赠(捐赠率与捐赠金额)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因此也采用了两个模型,一是自变量对个体是否捐赠的影响;二是自变量对个体捐赠金额多少的影响;建立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网络捐赠中个体捐赠动机在不同信任情景下存在差异,普遍人际信任下个体的捐赠动力不强,处于强关系下时捐赠意愿更高,而当捐赠者感知到自身与受助者处于弱关系下,捐赠意愿较低。思考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普遍信任下的捐赠所获得的情感支持较低。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在众多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网络慈善来筹款,所需要帮助的人数也激增,但处于当下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捐赠者的信息接收能力有限,自身条件也有限,无法支持大量求助者。因此,绝大多数的捐赠者更倾向于在“圈内”进行互助,即我们所说的特殊信任情境下,更容易做出捐赠行为,这就导致了普遍信任下,个体捐赠意愿不强。普遍信任所伴随的是较低的人际信任,这就必将导致捐赠者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选择较少捐赠的判断。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弱关系对自身的支持作用有限,因此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认为为不熟的人花钱是一种不必要行为,因为陌生求助者对于自己给予帮助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在面对普遍信任的求助者时,个人对捐赠的意愿较为有限。从情感动机角度来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和获得亲密关系中的人提供的情感支持。而对于陌生人或者处于弱关系中的人,则很难获得同样程度的情感支持。因此,在普遍信任下,个体对捐赠并没有太强烈的动力。总的来说,由于人口众多、信息量大、个体捐赠意愿有限等因素,网络慈善筹款面临着挑战。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解决方案,以提升捐赠者的动力和信心,让更多的求助者得到帮助。
6.结论与讨论
6.1研究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人际信任类型对个体网络捐赠效果有显著影响。在网络慈善捐赠中,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同时影响捐赠效果,其中,特殊信任与捐赠效果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捐赠效果负相关。
(2)人际信任程度对网络捐赠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的人际信任程度对个体捐赠效果有所差异,亲人信任、好朋友信任、老师信任以及同学信任都与个体网络捐赠效果正相关,而陌生人信任对个体网络捐赠效果影响不显著。
(3)组内分析发现不同的人群内部的不同条件也会影响到捐赠效果,出生地在城市的群体与出生地在农村的群体在捐赠效果上有明显差异,高消费水平人群与低消费水平人群在捐赠效果上有明显差异,不同年级群体有着不同的认知差异,这种认知差异影响捐赠效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