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论文哪里有？本研究分析了以往的研究资料、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及不足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发展性，具体表现有：（1）对乳腺癌患者及其家庭参与治疗决策进行横断面调查，分析目前家庭参与乳腺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现状及程度，以期更加全面的描述我国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参与情况。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乳腺对于特定的临床场景开发的SDM模型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在癌症领域，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具有多样性、疾病的风险程度不同，同时需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疾病严重程度等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癌症是较为严重的健康威胁，患者癌已成为我国严重健康负担之一
2022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乳腺癌已成为全球排名第2位的最常见恶性肿瘤，乳腺癌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在全球范围迅速增长[1]。2025年全球预估新发病例3500万，比2022年增加77%，形式愈发严峻[2, 3]。在中国，每年约有20万的乳腺癌新增病例，且呈逐年上升趋势[4]，2022年乳腺癌发病人数35.7万人，占我国全部肿瘤发病人数的11.5%，位居我国癌症发病率第4位。美国乳腺癌患者的中位诊断年龄为64岁，但在中国女性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段为45-55岁，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占比10%-15%，且女性乳腺癌患者发病正趋于年轻化[5]。在美国，60%的女性患者乳腺癌确诊时为疾病的Ⅰ期和Ⅱ期，33%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发展为Ⅲ期，只有5%的患者在Ⅳ期确诊[6]。而中国乳腺癌患者发病年龄更小，且近三分之二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疾病Ⅲ期或Ⅳ期。同时面对乳腺癌诊断时，患者往往会感到恐惧、压力，甚至情绪上不知所措。乳腺癌幸存者还会经历负面的生活变化，包括害怕复发、经历症状、身体形象不佳、性行为和亲密关系改变以及经济负担。乳腺癌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健康负担之一。
1.1.2乳腺癌治疗决策多样化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乳腺癌的治疗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乳腺癌可以联合运用多种手段治疗，例如乳房切除术、保乳术、术后辅助放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新辅助治疗等[7]，治疗方式的不同会导致风险与收益的不同。大部分乳腺癌患者患病时正处于家庭和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复杂多样，比如承担着生育、哺乳以及工作等重任[8, 9]。同时患者的治疗决策不仅需要考虑自身因素，还要权衡疾病程度、家庭、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治疗方式通常难以确定唯一且正确，因此乳腺癌治疗必须是个性化的，反映患者的个人偏好和价值观[10]。选择理想的治疗方案需要患者的参与、高度的专业化和多学科的协调[11-14]。
1.2相关概念及定义
1.2.1参与
“参与”是指介入、参加，是以某种身份融入到某件事中[34]。心理学定义“参与”是一种民主的管理方式与领导方式[35]。
1.2.2共享治疗决策
指在治疗选择多样的情境下，医务人员充分了解患者的个人偏好与价值观，最终与患者达成协议的过程[36]。
1.2.3家庭
是指有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社会单位[37]。家庭能够提供认同感、安全感、归属感。维护家庭和谐、履行在家庭中的角色是个人的道德义务。
第二章 文献回顾
2.1 家庭在共享治疗决策中含义
家庭在共享治疗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简单的“家庭”这一概念。家庭在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41]。从功能来看家庭具有集体决策作用，患者患病不仅对自己产生各种影响，还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因此患者做决策时需要权衡整个家庭成员的利益，甚至应该由家庭共同参与决策，这样家庭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群策力。我国学者李泉[37]认为从医疗决策角度看重要的是给与家庭准确的定位，而不是否认家庭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家庭参与并不代表对患者自主权利的剥夺，而是更好的帮助患者减轻决策压力。
患者是生活在家庭当中的一员而并非独立的个体，他们需要对家庭承担起责任与义务，因此患者患病是整个家庭需共同面临的处境，我们应充分理解患者与家属的关系来促进患者及其家庭参与决策。
2.2共享决策模型及实践应用
目前我国现有的医疗模式存在信息共享程度低、决策满意度低等问题[42]，例如家长模式、知情模式等。在国外，SDM应用于临床实践的研究已有40多年，并且拥有了了较为完善的共享决策理论体系、规范流程、辅助工具及评价工具等。国内对共享决策模式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多借鉴于国外特定专科的SDM干预方式和评估工具。研究表明SDM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满意度、改善医疗服务质量[43-47]。
2.2.1 SDM概念
共享决策的概念于1998年首次介绍给国内学者，此后在国内开始了相关研究。翁冰冰[48]等人梳理了国际上较为成熟的SDM模型。SDM模型基于对实践的应用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提供概念指导来界定SDM的定义；第二类则是更侧重共同决策的具体实施，罗列详细的操作步骤[49, 50]，对医患双方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第三类则是用于开发和应对SDM评估的工具，进一步改善SDM的测量。
2.2.2 通用型SDM模型
通用型SDM模型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患者。使用者可根据实际需求及熟悉程度进行选择，可以通过文献综述、访谈等方式研制模型。它提出了SDM实施的具体步骤以指导临床实践，并且为开发新模型提供理论参考。
2.2.3 特定临床场景的SDM模型
对于特定的临床场景开发的SDM模型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在癌症领域，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具有多样性、疾病的风险程度不同，同时需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疾病严重程度等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癌症是较为严重的健康威胁，患者需要有判断、决策的时间，因此该领域的SDM模型需要医生与患者充分进行沟通，共同决策治疗方案[51]。
第六章 基于共享决策理论的QPL干预方案对乳腺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6.2研究方法
6.2.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均来源于江苏省无锡市某三甲医院乳腺外科2022年4月-2023年10月期间的乳腺癌患者及其家属。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6.2.2纳入和排除标准
(1）患者纳入标准：病理诊断为乳腺癌，和乳腺肿瘤专家一起参她们的第一次门诊会诊，交流沟通无障碍且自愿参加本研究。 （2）患者排除标准(满足其中一项)：伴有严重心、肝、肾疾病；伴有其他恶性肿瘤；有精神、认知障碍。 （3）家属的纳入排除标准与第三章节相同。
6.2.3样本量计算
本研究以决策自我效能为主要结局指标，并采用DSES进行评价， DSES来评估干预效果的研究显示改善决策自我效能的预期效果为0.7。根据两样本均数差值，确定检验水平α、检验功效1-β和效应大小d。通过软件计算，确定了每一组包含34个案例。鉴于脱落率为10%，因此每一组需要至少37个样本，总计需要74个样本。
6.2.4抽样与分组
按照随机对照试验综合报告标准指南进行，于2022年4月-2023年10月随机抽取110例入住无锡市某三甲医院的乳腺癌患者，当研究护士确定了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患者，告知主治医生后征得患者的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信封法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信封里有关于乳腺癌的QPL或一般信息清单的书面信息。
主要结论与展望
主要结论
1. 乳腺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态度积极，但实际参与程度较低；乳腺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分型大多为合作型，但仍有一部分患者为被动型；
2. 患者希望家庭能够给予决策支持，大多数家庭也参与了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但参与的程度不同；
3. 影响乳腺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因素有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子女数；影响乳腺癌患者家庭参与治疗决策的因素有患者年龄、教育程度、诊断疾病分期；
4. 乳腺癌患者获取疾病和治疗决策的信息不充分。本研究构建的QPL 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可行性；
5.基于共享决策模式的QPL干预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决策自我效能、增加了患者对治疗决策的准备、提高了患者参与决策的评分、缓解了患者焦虑状况。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