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文哪里有？本文运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更换固定效应、更换回归样本等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倾向等分匹配回归等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的正向影响具有稳健性。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营商环境相关研究
（一）营商环境内涵
“营商环境”这一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于2001年提出，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从开办到破产清算等一系列环节中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的总和，用以衡量企业在一国开办与经营业务的难易程度。通过企业在全部业务流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来反映出不同经济体的商业环境的便利程度，有助于各国政府识别并改进行政管理中的不足，并提升商业监管的效率。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营商环境的内涵已变得十分丰富，成为公认的影响地区宏微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尚未拥有统一定义，学者通常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营商环境内涵作不同界定。Canare（2019）在考察开办企业与经商成本关系时，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不可控因素的总和；Bah等（2015）探究营商环境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时，将营商环境视为法律环境、犯罪、腐败程度、融资便利和基础设施水平的综合。国内的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营商环境进行了解释；张国勇等（2018）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出发，认为营商环境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等环境构成的制度环境。周泽将等（2023）认为营商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主要以地区基础设施为主，软环境包括市场、制度、文化等；薄文广等（2019）同样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的总和，渗透了企业运作的全过程，包含了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制度软环境等；李志军等（2021）认为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指标，应该包括企业从开办、经营到破产这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内所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条例》同样对营商环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本文主要参考李志军（2021）和《条例》，认为营商环境是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服务和金融环境等多方面相融合的生态系统。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发展概况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问题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负责企业经营，转而聘请专业经理人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可能会遭遇矛盾冲突，即经营者的目的是追求高额薪酬和大量闲暇，而所有者则期望实现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且企业经营管理者往往比企业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经营细节，在诸多决策上拥有决策权。这就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管理者采取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从而损害企业所有者的利益。此外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或是监管成本较高的问题，企业所有者无法有效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管，又会进一步引发经营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甚至侵占企业财产，委托代理问题因此产生。在企业资产配置上表现为持有过量金融资产以减轻经营压力、提升短期绩效，不愿投资有利于长期企业价值增长的实体资产等。营商环境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可选项。“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1]。法治环境建设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一环，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发挥外部治理的效应。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营造公平、高效的外部法制环境，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显著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营造透明、规范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有助于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从企业资产配置视角看，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抑制管理层为追逐短期绩效而过度重视金融资产配置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章 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企业脱虚向实（VTR）。企业脱虚向实指企业在抑制金融化的同时发展实体经济，表现为企业金融投资和实体投资间投资结构的转变（黄昊等，2023）。参考郭飞等（2022）、黄昊等（2023）的研究，使用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率和实体资产投资率测度企业脱虚向实。与前期相比，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率减少同时实体资产投资率增加，则表明企业脱虚向实，反之则表明企业脱实向虚。当企业脱虚向实时VTR=实业资产投资率上升绝对值+金融资产投资率下降绝对值，此时VTR为正数，且值越大表明企业脱虚向实程度越强；当企业脱实向虚时VTR=-（实业资产投资率下降绝对值+金融资产投资率上升绝对值），此时VTR为负数，且值越小表明企业脱虚向实程度越强。由上述定义可知，研究样本仅包括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率和实体资产投资率变动方向相反时的情况，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部分回归纳入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率和实体资产投资率变动方向相同的样本，即广义的企业脱虚向实（VTR2）。
解释变量：营商环境（BUS）。如前文所述，参考《条例》等政策文件，以及“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和张三保等（2020）的研究成果，兼顾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构建城市层面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营商环境水平采用第二章第二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衡量，一级指标体系包含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服务和金融环境6项，下设15个二级指标和26个三级指标。
控制变量：为减少因缺失变量等因素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参考过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和城市两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脱虚向实的常见因素。企业层面，包含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独立董事占比（Indep），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制衡度（Balance）；城市层面，包含第二产业比重（Indpro）、生产总值增长率（Gdpgro）、房地产投资比例（Reipro）。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地级市层面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与EPS数据库，企业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对企业数据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和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删除ST和∗ST的样本和财务指标异常的样本；删去财务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5381个样本观测值。此外，还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1%的缩尾。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1。
第四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作为企业整个生命周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够缓解企业“蓄水池”动机与“投资替代”动机，在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同时提升企业实体资产配置，从而帮助企业实现脱虚向实。本文研究拓展了营商环境与企业投资行为领域的研究，为营商环境优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能够为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思路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借鉴。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建立公平高效完善的营商环境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市场信息透明、资源畅通、法治规范对于缓解企业金融化倾向的作用，因而政府若想通过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有序发展，就有必要在“放管服”改革上下功夫。第一，就政务服务而言，政府应加快从“管理型”到“服务型”职能转变，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间关系；充分把握数字时代机遇，借助数字信息优势实现线上、线下有效协同；应打破以往政务服务门槛高、效率低下，只能借助政企关联谋求企业发展便利性的弊端，进而减少政企互动成本；出台政策时也要充分考虑企业投资活动，针对性地制定实体经济投资优惠政策并落实到位。第二，就市场环境而言，要充分认识到滋生企业金融化动机的根本诱因在于外部市场环境的不利变化，稳定市场预期，帮助企业树立积极应对外部市场冲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帮助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保障信息透明是减少企业对金融投资“偏好”的重要手段，因此应着力建设信息化营商环境，保障市场信息的流通性和有效性。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破除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屏障，有效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贷意愿和力度。第三，就法治环境而言，完善地区法制化建设，特别是要重视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管力度和执法力度，为企业营造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有效减弱委托代理问题，进而促进企业脱虚向实。第四，就金融环境而言，进行金融泡沫风险防范尤其重要，对于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来说，适当进行政策引导，加大财政金融帮扶政策的协调配合与宣讲解读，如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细节中，加大对于金融行业或金融投资方面的扶持，鼓励企业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合理进行金融资产投资，为企业经营增添活力此外，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银行等金融机构应重新评估与重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破除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歧视，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助力地区金融体系高效畅通。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