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哪里有？本文通过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Bootstrap检验和Sobel检验的结果，发现在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的过程中融资约束的确起到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的传递路径是：“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融资约束加剧——抑制企业创新”。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创新性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第一，本研究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不局限于企业金融化、企业创新、融资约束三者之间的调节或直接作用影响，而是注重探讨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角色，明确了这三者间的系统性联系，并阐述了金融化如何内部地影响创新的传递方式。
第二，异质性分析角度的多样化。现有文献在研究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多从实体企业、制造业企业或非金融企业角度出发，未对比分析不同企业类型下企业创新能力和融资约束差异效果。本文基于企业产权性质、行业类型、市场化程度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不同角度下企业金融化究竟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何种差异性影响，丰富相关主题研究。
（二）研究方法的创新
通过采用金融适宜度模型，我们可以动态地探讨企业金融化与其创新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静态联系上，本文通过引入“企业金融化适宜度”这一新概念，能有效地分析非金融企业在不同程度金融化下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动态影响。文章选取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企业整体上呈现“高-低”型特征，并且在金融危机时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通过采用企业金融化适宜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每一家企业都有其特定的适宜金融化水平。如果金融化水平低于该适宜金融化水平，那么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然而，如果金融化程度超过了适宜度水平，即存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那么金融化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理论分析
上文对涉及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整理。我们的研究以此为基准，探讨企业融入金融业务对于其创新能力的潜在影响。
一、企业金融化动因分析
从凯恩斯提出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可以得出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金融化行为的动因，这一理论主张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为了避免现金流不足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Keynes，1936）。从那以后，更多学者开始多角度分析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如投资机会、交易成本、融资优先顺序、风险规避和套期保值交易等（Opler etal 1999；Kimetal 1998；Duchin etal.2017）。综合来看，促使企业大力投资金融资产的动因有三类，分别是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以满足每日交易需要为主，预防动机以应付突发性事件为主，投机动机以获得投资收益为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金融化动机，不少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发现企业进行金融投资时存在内外驱动因素，内部如企业潜在增长力（胡奕明等2017）和实体投资的风险等级（Demir2009）；外部有金融资产与实体投资收益率的差距（Demir，2009），货币政策过度扩张（张成思和郑宁，2020）等情况。
更有学者从企业金融化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角度出发，对其动机展开研究。发现在“蓄水池”效应下，配置金融资产可为企业在今后的经营和在高风险性项目的投资上提供持续的资金流（Gehringer，2013），企业也会根据经济周期、金融环境和投资机会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经营策略，配置更多金融资产，以防备不时之需。（胡奕明等，2017）。
第四章实证分析
第一节样本筛选与模型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所有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CSMAR（国泰君安数据库）。为了确保研究结果更真实地反映实际状况，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我们首先决定剔除金融类的企业，因为本文中提到的“企业金融化”主要是针对非金融领域的企业。其次，为了让数据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本文剔除了所有ST和*ST类的企业，以及资不抵债的企业。此外，对于那些缺少核心变量和关键控制变量的企业，也进行了相应的删除操作。最终，我们获得了总计23760个观测数据。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并减少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一）企业金融化
已有文献多从资产与盈利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程度进行了定量描述。为更直接地反映企业对金融资产的配置，我们选择了金融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Fin）这一指标。
当前，在对金融资产进行界定时，主要有三个科目。第一种是用于日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投机套利行为（肖忠意和林琳2019）的货币资金，因此本项目将排除货币基金；在最后的稳健性检验中，将货币基金纳入到金融资产分类中。第二种是投资性房地产，近年来，我国的房价不断攀升，各类“炒房团”日益活跃，大量资金流入“空转”，投机性远超其生产经营目的，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宋军和陆旸，2015）。“投资性房地产”账户指的是企业通过出租房屋获取租金收益或者通过出售房屋获取差价而拥有的房产，这可以看作是企业进行的一种投资逐利行为，所以在这篇文章中，金融资产包括了投资性房地产。第三种为长期股权投资，此类投资通常存在较大财务风险，但可以通过与其它金融资产（例如可转让的金融资产）发生转换（王少华，2019)，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联营、合资等间接参与投机性交易，因此，本项目将长期股权投资纳入其中。
Fin=（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总资产
第二节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下面的表格4-2展示了对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企业金融化度量指标Fin的平均数值为4%，而在样本中，金融化程度最高的企业比例高达51%。这一数据初步表明，企业确实在大量地将其资源转向了金融行业。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RD1与RD2）和产出（inv）的最小值均为0，这暗示了某些企业在当前时期并没有进行任何创新活动。在这之中，研发的花费在期末总资产中所占的RD1的平均比例仅为2%，这明确指出了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与自然对数RD2的标准偏差为6.6，表明不同的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强度存在差异。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融资限制的平均值是通过SA指数的绝对值FC来表示的，这样便于进行比较，其平均值为87.91，这足以表明各个企业受到的融资限制程度很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率、库存现金、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和行业竞争度等多个控制变量，都将在各自的范围内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二节政策建议
我们针对企业长时间使用金融资产可能会挤压其创新资源、企业金融化程度超出适当范围可能会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明显的抑制、金融化加剧可能加剧融资约束从而妨碍创新，以及不同异质性角度下，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本研究的结论和当前的经济状况，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两个行业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和高利润率。然而，与此同时，实体产业的发展逐渐放缓，行业内的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几乎一无所有。出于追求利润的驱动，资本自然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投向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最初的诞生和成长目标是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偏离了之前的发展路径。因此，将实体经济从虚拟环境转向现实世界是一项既复杂又长期的责任，这需要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从金融和实体产业两个方面来共同努力。
从政府角度来说，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包括减少对虚拟经济的依赖，鼓励实体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支持和技术转移等措施。此外，在努力构建成为金融强国的大环境中，我们应当加强企业的科技创新领导地位，鼓励其增加创新投资，深化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模式，支持具有实际实力的企业主导重点研发工作。最后，积极推动数字化经济的创新与持续增长。出台相应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以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入整合。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