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风险金融市场投资门槛、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金融可得性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发展不均衡、数字鸿沟等问题，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正视并解决。
第一章绪论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一）数字普惠金融衡量
为了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国内外学者和各种金融机构都在试图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在国际上，Sarma(2011)等调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等，为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参考；在国内，郭峰（2020）等采用大量微观数据编制成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反映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陈银娥（2015）等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综合评价模型,分析得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焦瑾璞（2015）等认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仍然要采取措施破除制约因素，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内在潜力。
（二）数字普惠金融效应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得以蓬勃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化普惠金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普惠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结论。Ozili（2018）等通过对数字化普惠金融本身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化普惠金融将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服务方式，通过移动互联网这一信息载体，可以以最低的费用为广大用户提供最大的服务，并帮助边远地区、低收入人群，从而有效遏制“金融排斥”。宋晓玲(2017)利用泰尔指数计算了全国不同省份的收入差异，揭示了数字化普惠金融在降低门槛效应、消除排斥效应和减少贫困效应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谢绚丽(2018)等运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各分指标，即其覆盖范围、应用深度和支持服务水平均对公司创业有显著促进作用。易行健（2018）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群的消费，其实现路径是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便利居民支付。
第三章研究设计
第一节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了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被解释变量一是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参与率，即“家庭是否持有风险性的金融资产”，例如股票，理财产品，基金等，其中家庭拥有风险金融资产被赋值为1，不持有则赋值为0；二是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深度，即“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其取值范围为0-1。
（二）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该指数由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指标合成，反映了一定区域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范围以及个体对数字金融的利用程度，还有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和物联网发展的数字化水平。本文主要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
（三）控制变量
参考家庭金融相关文献，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主要受到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变量影响，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从这三方面选取。
第四章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分布来看，中国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平均比例为27%，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6%。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均值为5.72（指数取对数，见下文），其中上海最高，为5.93。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平均值分别为5.65和5.68，数字化程度平均值最高，为5.96。
对于控制变量，在户主特征方面，我国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2岁，男性户主居多，占比约为75%,大多数户主身体健康。在户主的金融素养（fl）上，户主中关注金融经济信息的占比较低，中位数为0，说明大多数家庭并不关注金融市场与信息，金融素养不高。在受教育年限（edu）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14，说明大多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毕业。在风险态度（risk）上，风险厌恶型家庭占比较高，说明我国家庭投资观念较为保守。
在家庭层面特征变量上，平均每户家庭约3-4人。在家庭总收入（income）与总资产（asset）上，不同家庭间差异较大，但总体持有量都相对较高，说明我国家庭总体偏向于储蓄型投资。房产（house）在我国家庭中占资产比重较大，78%的家庭都拥有房产。商业保险（insurance）持有量有17%，说明有部分家庭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来规避风险，但仍有大部分家庭没有购买商业保险，这不利于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进行投资。
第二节基准回归结果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率的影响
基于tobit模型，在考虑年份固定效应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2所示。由于基准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具有经济学涵义，因此本文对平均边际效应进行汇报（下同）。
在第一列中未加入控制变量，将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risky_asset）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index）取对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概率在1%上显著，也就是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概率。在第二、三列中依次加以了户主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如年龄（age）、性别（gender）、婚姻状况（marriage）、家庭成员数（member）、受教育程度（edu）、风险偏好（risk）、家庭总收入（income）及家庭总资产（asset）等，在第四列中加入了户籍变量（rural）和地区变量（region）,包含了所有的控制变量，结果仍然不变。
同时，实证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可以显著地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从户主的个人特征来看，在年龄（age）方面，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将持续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但随着年龄增长，家庭会减少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即呈现“倒u型”变化。在性别（gender）方面，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职业，女性在职场中的潜力不断被挖掘，收入逐步提升，因此相对于男性，女性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更加完善。在受教育年限（edu）方面，回归系数始终为正，这说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家庭了解金融知识及金融市场，提升金融素养，做出理性决策，从而积极参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风险态度（risk）方面，风险偏好型家庭回归系数为正，风险厌恶型家庭回归系数为负，这是由于不同风险态度的家庭具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偏好家庭能够承受较高的风险而较多的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而风险厌恶家庭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而持有较低风险的金融资产。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二节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风险金融市场投资门槛、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金融可得性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发展不均衡、数字鸿沟等问题，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正视并解决。
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建设
首先，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系统建设，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和覆盖范围，促进线上支付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证券、保险等领域协同发展。其次，要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制定政策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约束力度，形成更加公平和谐的市场环境。再次，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化进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成果与平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向智能化、便利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服务各行各业，惠及万千家庭。因此，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建设有利于牢固根基，加强监管，同时促进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进程，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二、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动金融创新
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是关键举措，有利于推动金融创新。中国的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发展至今，需求端的挖掘与调整已逐渐平缓，但供给端却鲜有调整，对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金融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要之举。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应运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加大金融产品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投资渠道和金融产品供给，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金融产品的创新是吸引投资的基石，而金融服务的创新则是锦上添花。对金融服务进行个性化、多样化创新，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因此，深化金融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升金融可得性，促进更多居民参与金融市场，促进家庭金融资产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