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哪里有？本文选取2012—2021年10年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港澳台除外）268个地级市的24901只城投债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
1引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关于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的研究现状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是在美国学者Tapscott（1996）的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中被提出来，Tapscott认为数字经济是由个人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和信息通讯行业构成的，并在书中还阐述了互联网将如何引发新的经济形式和活动，以及数字经济可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43]。Zimmermann（2000）则认为，数字经济不局限于电子商务，它是一种建立在通讯基础和设施的数字化之上的经济形式[44]。美国学者Kim（2002）也给数字经济下了定义，他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其本质是将商品和服务进行数字化形式的交易[45]。Budiono和Aryanto（2011）则将数字经济的定义扩充为利用数字化进行生产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全过程[46]。当前，被较为广泛认可的数字经济定义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的“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赵滨元（2021）认为，信息数据是继四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之后的第五种新型生产要素，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快速提升[3]。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完成数字化转型，即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引入数字技术优化现有业务流程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也已经成为企业的重点战略。Eller等（2020）也提出，企业提升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47]。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相关理论基础
3.1.1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等人提出，该理论认为，在资本市场上不同的交易主体掌握的信息是不一致的，总有一方掌握的信息会多于另一方，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相较于掌握信息较少的一方更具有优势，并且能够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带来道德风险或者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指的是在信息分布失衡时，交易主体会做出最大化自身效用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逆向选择是指具有信息优势的交易主体在利用这种优势能够使自身受益而他人受损时，倾向于维持这种信息优势，致使处于信息劣势的交易主体做出的不利于自身的决策。
一般来说，证券发行人相较于投资人对于信息的掌握更加充分，于是投资人相较于发行人就处于劣势地位，便会要求相应的补偿。在城投债市场中，城投企业相较于投资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为了补偿投资者角度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就需要给予投资者风险溢价收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重，风险溢价就越高。这表现在城投债的定价上，就是发行时的信用利差越高。
5数字经济发展对城投债发行定价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5.1影响机制分析
5.1.1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假设2，本小节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城投债发行定价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根据债券的定价理论，债券的违约风险越大，信用利差也就会越高，而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邓达等，2021），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之后，资金压力就会减小，政府借贷随之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随之降低。当为城投债提供“隐性担保”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降低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便会随之降低。因此中介变量为财政收入Revenue。
采用逐步法，结果如表5.1所示，回归结果（1）为基准估计。回归结果（2）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财政收入的提高，这与梁晓琴（2022）、周天皓和张友棠（2021）、邓达等（2021）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回归结果（3）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提高都能够显著降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结合表5.1的回归结果（1）～（3）可以得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降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因此，假设2成立。
5.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口径降维拆解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覆盖广度Cov、使用深度Usa和数字化程度Dig三个维度。覆盖广度Cov主要体现了第三方支付账户数量和第三方支付账户绑卡情况；使用深度Usa主要体现了实际使用金融服务的情况；数字化程度Dig主要体现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低成本和信用化[1]。
将三个子维度指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放入基准估计模型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3所示。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覆盖广度Cov、使用深度Usa和数字化程度Dig三个子维度都会对城投债的信用利差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三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3、-0.0098和-0.0043，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6研究结论与启示
6.2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缓解城投债债务高企危机的一种有效途径，尤其是对于非省级城投债占比大的城市。从前文对城投债的现状梳理中可以发现，2012—2022年的省级城投债的数量占比和规模占比不到20%，非省级城投债数量和规模占比都超过了80%，且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加显著地降低非省级城投债的信用利差，进而缓解城投债债务风险。
第二，要采取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优化城投债定价机制，助力防范化解城投债债务风险。结合考虑基础设施等因素后仍然稳健的结论可知，要注重加强移动互联网、光缆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数字人力、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投入。数字基础设施，比如网络，是数字经济与数字化的载体，能否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进程的快慢。同时，还应注重对人力、技术、资本的投入，注重观念的与时俱进，培养企业和城市进行数字化建设的意识。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的支撑，应加强机构、院校、企业的联系，同时，院校与企业要构建起多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专业队伍服务于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建设。
第三，要采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由于不同地区的特点和发展情况不同，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相比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建设较为完善，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化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激发其发展潜力，缩小区域差异。在建设网络基础设施的同时，还要降低网络服务费用并提高网络服务质量，为数字经济在落后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不断加快中西部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兼顾东部城市的数字化进程，不断优化城投债的发行定价机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