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毕业论文哪里有？本文研究了市场竞争程度和管理者能力对这两者关系的影响，同时进行了分析师关注和公司治理水平的路径机制检验，利用工具变量法、PSM、核心解释变量滞后、替换变量法、删除数字化转型为0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从企业规模、企业生命周期和风险承担水平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样本检验。
1绪论
1.4研究创新点
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为研究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之间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变量衡量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本文在衡量数字化转型时利用了文本分析法，参考之前学者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含有195个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的词典，并且利用Python技术挖掘企业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用这些关键词在MD&A出现的总频数除以年报MD&A语段长度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Dig），以一种较为较为准确的方式衡量了数字化转型。
研究视角存在一定的创新，现有对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环境、企业绩效、公司特征等，将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放进一个框架进行研究的较少，其次，在选取影响这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调节变量时，现有的研究主要证实了市场环境、审计委员会、高管薪酬等的调节作用，本文除了验证了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还比较创新的从管理者特征方面的视角出发，证明了管理者能力在两者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在中介变量的选择上，现有的研究主要证实了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度、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的中介效应，本文不仅检验了分析关注的中介效应，还创新的引入了公司治理水平这一中介变量，所以在研究角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创新。
3研究假设
3.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内部控制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且随着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公司治理挑战也日益显著，亟需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以应对，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至关重要，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需要适宜的、持续改进的管理工具，数字化转型将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嵌入于生产、经营和服务等各个环节，可以实现企业管理工具的革新，从而提升内部制度质量，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由于数字技术运用于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所以会全面的影响内部控制中的每一个要素。
第一，在内部控制环境层面，首先，数字化改革会革新企业结构，颠覆传统管理方式，实现全方位的变革，促进企业管理智能化、营销精准化、资源管理和利用高效化，在传统的企业组织架构中，两权分离导致企业治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公司的治理结构采用垂直层级设计，存在较强的阶级性，层级比较冗杂，信息在各层级间传递较慢，且经过层层传递可能逐渐失真，严重影响了信息传递效率，增加了内控失效风险，而且这种结构保护管理层和股东的权力的同时削弱了中小股东和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推进数字化转型成为必需，并且随着转型程度的加深，以往的中央管控结构不再有效，组织架构逐渐向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发展（戚聿东，2020）[33]，层级减少，管理层权力下放，提高了信息共享速度，提高了信息透明度，调动了员工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并且通过搭建云协同平台，提升了部门间的协作效率，同时，数字化渗入生产运营全流程，有利于突破组织边界，改变组织与外部的联结方式，弥合了信息鸿沟，能实时全面掌握环境动态变化，实现资源互通、数据互联，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促使企业依据市场变化调控管理目标，动态改进内控体系，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可以优化有限资金约束下的资金使用效率，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黄大禹，2021）[88]。
5实证检验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从了解各变量的数据特征，本文在进行假设检验前，通过Stata软件，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表5-1所示：
从表5-1可以看出：样本企业内部控制（IC）均值为6.327，中位数为6.57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8.273，可以判断样本中沪深A股企业的内部控制整体较好，但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较大差距说明样本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较大的两级分化，内部控制质量低下的企业要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数字化转型（Dig）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5.615与0，中位数是0.801，说明样本沪深A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整体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且离散程度较大，企业应当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充分利用现有的数字技术获取资源优势，将数字技术渗透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当中。
5.2相关性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5.2.1相关性分析
为了确保之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初步了解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personal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1，系数为正且越接近1，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系数绝对值小于0.5时，可以初步判断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2所示：相关系数均小于0.5，初步判定回归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方程具有相应的解释效力。
内部控制质量（IC）与数字化转型（Dig）的系数为0.028，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与管理者能力、分析师关注、公司治理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61、0.223、0.042，在1%的水平上显著显著正相关，初步认为管理者能力（MA）、分析师关注（Lnaba）、公司治理水平(Corp Gov)均可以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企业数字化水平（Dig）与分析师关注（Lnaba）、公司治理水平(CorpGov）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23、0.074，说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公司治理水平，符合预期。控制变量方面，内部控制与企业规模（Size）、现金流比率（Cashflow）、独立董事占比（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是否四大审计（Big4）、审计意见（Opinion）的系数均为正，符合预期，初步说明了本文的变量选取的有效性。
6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6.3.2研究展望
全球数字化蓬勃发展，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我国近年来一直政策鼓励数字化转型，特别是从2016年以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出台了各种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所以本文选取了2016-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的促进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文的基础上研究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后产生的经济效果。
其次，本文只研究了市场竞争程度、管理者能力对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实际上结合以往研究，管理者激励、管理层权力等都可能对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之间的作用产生一些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研究是否还有其它相关变量产生在此方面发挥调节作用。本文只研究了分析师关注度、公司治理水平的中介效应，但其实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所以未来可以继续扩充本方面的研究。本文异质性分析由于篇幅限制只研究了不同企业规模、企业生命周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效应，但其实数字化转型可能在企业产权性质、商业模式、代理成本、地区经济等不同的情况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要素均可以作为扩充本文研究的扩展点。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