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研究基于对18个深度访谈及1161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关注征迁补偿分配冲突的家庭政治，以此来探讨城市化及城市更新过程中家庭关系的变迁。
第一章 绪论
三、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一）理论视角：家庭政治
吴飞在对华北某县农民自杀个案研究中提出了“家庭政治”的概念。他认为，家庭生活是情感与政治的混合，家庭政治是“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权力游戏”。但它不以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为目的，相反，它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家庭政治指向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稳定机制，它可能带来道德资本和权力资本的重新分配，家庭成员正是通过家庭政治来实现家庭生活的基本正义和权力平衡。但当冲突发生在家庭之间而非家庭之内时，它将不再以亲密关系为起点和终点，家庭政治将向公共政治过渡。各个小家庭之间是差序格局中比较靠外的圈子，此时的政治过程以“亲亲”为原则，同时，家庭之间也可能诉诸法律来解决冲突。但其中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其目的依然是安定团结，使每个人各得其所①。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家庭政治的概念范畴也在不断丰富。张建雷、曹锦清将家庭政治的范畴进一步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权力斗争，扩展到家庭生活和行为的伦理准则以及作为家庭生活基础的各种财产形式，并且认为，以伦理义务为前提的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决定了家庭财产积累和传递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家庭成员相应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他们还发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政治中权力与义务的不均衡所形成的代际剥削机制正在打破家庭政治的正义性原则②。而班涛认为，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家庭政治的主体正在由纵向的代际之间转向横向的夫妻之间，家庭政治从传统纵向伦理导向底线的生产政治转变为横向情感导向的发展型生活政治③。
第三章 危机四伏：家庭冲突的产生与类型
一、内外交困的家庭
征迁补偿的家庭分配虽然简单来说是家庭财产的分配问题，但其中叠加着家庭内外部多重困境，为家庭冲突埋下隐患甚至激化矛盾。征迁中的家庭是被围困在政策之中的，家庭成员在征迁政策面前是被动的，只能在政策划定的范围内“切蛋糕”。征迁也会带来一笔对于家庭而言无法被忽视的财富，从而使得家庭成员的行为为经济理性所驱动，追求最大的利益而边缘化家庭情感。家庭成员在面对如此关键的财产分配时，也无法回避长期以来存在的家庭冲突。最终，利益的分歧与情感的失落逐渐推着家庭走向分裂。
（一）征迁政策下的家庭困境
征迁往往是由国家政府所主导的。现行的征迁政策多在政府权责、征收决定作出的流程规范、补偿方式与构成等方面作出规定，看似未直接干预家庭但实际上却处处影响着家庭。政策的强制力也使得家庭在征迁中的处境相当被动。而即使征迁政策为家庭留出了一定的行动空间，其间的家庭事务也会引发家庭冲突。
按政策规定，征迁补偿仅落到家户的层面，使得家庭成员因补偿分配产生冲突成为可能。2011年《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按户补偿”的原则，即征收补偿是以“户”为单位来确定的。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法规确定了补偿标准、补偿内容，通过可丈量的房屋面积与精确的计算方式得出了征迁补偿的总额，而将具体的补偿分配问题交给了家庭。但在现实生活中，家户并不总是等同于实际家庭，尤其在人口众多、结构复杂的大家庭中，不同家庭成员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家庭认同与归属。而“户”的成员并非由行政判断，一旦家庭成员无法通过内部协商达成一致，便会转而寻求法庭裁决，家庭矛盾也进一步扩大。
第五章 对簿公堂：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的相互参与
一、闹上法庭：内外合力下的家事外溢
中国社会素有“家丑不可外扬”“息事无讼”的传统文化观念，而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家庭内部的纷争与传统观念是相悖的，但在征迁补偿分配的家庭冲突中，诉讼成为许多家庭解决冲突的最终选择。这一转变的背后体现了家庭自治的有限性，即在宗族制度的弱化的背景下，家庭伦理无法定分止争，于是家庭成员转而寻求官方的裁判机制。同时，家庭成员最终“闹上法庭”，选择以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家庭内部矛盾，既有解决家庭矛盾的内在需求，也有外部治理力量的推动以及诉讼本身特性的影响。
（一）谈不拢的钱，回不去的家
诉讼是解决家庭纠纷的一种途径。家庭成员对诉讼的认知与态度是多样的，在不同的家庭处境下，家庭成员可能主动采取诉讼的方式，也可能被动卷入诉讼程序。但在访谈中，谈及诉讼的原因，经历诉讼或准备诉讼的家庭成员在言谈中都表达了家庭矛盾的不可调和与家庭关系的紧张。
对于秀英来说，诉讼是“‘没办法’的办法”（秀英 20230626）。秀英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早在几年前，秀英就在儿子的劝说下把房子过户登记给了儿子。但现在，秀英与儿子在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再加上与儿媳的矛盾冲突，儿子拒绝与秀英沟通。由于秀英对儿子的偏心，女儿也与秀英闹过矛盾，心存芥蒂。秀英还患有脑梗，面对当下的困境，秀英只能通过诉讼来与儿子“沟通”。
二、法律正义：综合衡量的判决
在传统社会中，法义的推行基于礼义的实现，同时，礼义也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①。在征迁补偿分配的家庭冲突中，家庭“礼义”缺位，家庭成员间失去联结纽带，缺乏情感与信任，转而寻求“法义”，希冀以正式制度来畅通家庭秩序。那么，在这类家庭冲突中，法律正义具体表现为了基于事实查证形成的、遵循公平与合理原则的综合衡量的法庭判决。
本节结合裁判文书的相关分析以及对律师的访谈数据，对征迁补偿的家庭分配案件的判决理由进行了总结。通过对裁判文书中“本院认为”（即判决理由）部分进行了编码，本研究提取出了四个关键性的一级判决解释维度，即权利主体、家庭贡献、权益保障及家庭居住状况，并对每个一级维度进一步编码提取出了多个二级维度。同一案件的判决解释也可能涉及多个维度。但总之，每个案件的判决都会先区分征迁补偿的权利主体，再综合考量其他多个维度，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二审案件。920起一审案件判决主要解释维度情况见表10。本节将逐一介绍这些解释维度在一审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并且对二审判决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二、研究讨论：家庭的现代性危机
在现代化进程中，原有的家庭结构与家庭意义受到挑战，从而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从补偿分配的家庭矛盾发展到家庭关系断绝，征迁补偿分配的家庭冲突也是国家与个体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家庭的现代性危机，并由此生产出了更孤立的核心家庭。
从“国家—家庭”关系来看，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现的征迁也在推动着家庭再生产。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所建构起的普惠完整的保障性体系被打破，家庭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②。从征迁政策来看，按户补偿的原则让家庭担起了补偿分配的任务，而强调居住保障也仅是国家协调公共资源为个人生活兜底。征迁本身就打破了家庭的居住结构，减少了家庭成员的交往空间，同时唤醒了家庭成员的经济理性，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得同居共财的家庭共同体开始分解。同时，在传统与现代交互带来的秩序失衡下，家庭道德变得多元，家庭成员对家庭的付出与情感也变得功利，试图在征迁补偿分配中寻求变现。国家治理也在推动司法权威介入家庭内部矛盾。此外，在国家治理的视角下，家是具有多重内涵与角色的③。家不仅是治理对象，在法院判决中，传统伦理道德等家庭价值却也贯穿其中，在家庭共同体分解的同时传统的家庭价值被有意识地保留了下来，作为文明命脉所系④，它仍是构建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道德伦理遭受冲击、日渐式微的同时，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作为道德机构的国家介入家庭，以其更高更普遍的力量来维护家庭正义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