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研究运用302名江苏A市D区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网络的综合指标，通过OLS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等模型实证分析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适应的影响， 该影响是否会和教育水平对职业适应的影响产生交互效应，以及该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
1 绪论
1.2文献综述
1.2.1关于失地农民职业适应现状的相关研究
（1）职业适应的含义
目前学界对职业适应的界定尚在争议中，但普遍认为职业适应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职业适应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视角即职业建构论和社会角色论。
职业适应性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当时的焦点主要是个体在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决策能力。Super的生涯发展理论提出了职业成熟度的概念，强调了在个体职业生涯中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个体在职业生涯中需要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职业角色的变化。Super(1981)开发出职业成熟度量表（CMI），旨在评估青少年在职业决策过程中的成熟度和准备情况。同时，Super 对青少年成熟度和成人适应性进行了重要概念区分，他认为职业成熟度更适合青少年的职业发展，而职业适应更适合成年人。Super和Knasel(1981)认为，职业选择准备或成熟度虽然对青少年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但不应扩展到成年人，因为职业决策准备不太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且成年人面临的发展任务比年轻人更多。他们提出适应性是成人职业发展的核心过程，而不是职业成熟度。此后，心理学家们受Super的启发，逐渐发展并完善职业适应理论。许多学者尝试在操作上定义职业适应的结构。Hirschi (2009)研究聚焦于职业适应性的自我效能感维度，提出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成功执行与职业探索和职业决策相关的任务是职业适应性的关键。他强调了个体在职业选择和职业适应过程中的积极自我评价的重要性，以及这种自我评价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准备和职业选择满意度。
3 失地农民的就业与职业适应现状分析
3.1研究地区概况及样本特征
3.1.1研究区域概述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A市D区为调查地点，D区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江苏省西南部苏皖交界地带，素有“六山一水三平原”之称，属于丘陵地区。D区是老牌工业区，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发展比较良好，2022年末，D区常住人口196.99万人。2023年，D区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元。D区的支柱产业是制造业，2023年，全区共有1258家规上工业企业，其中智能电网产业入选首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D区制造业的良好发展带动了本地区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此现实条件下，大多数农村家庭都会选择在本地区就业。
3.1.2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6-59岁处于劳动年龄的失地农民，由表3-1所示，样本的主要年龄段为41-50岁，以中年劳动力为主，占比达47.7%，说明本次调查样本以40-50岁的失地农民为主。由于该群体均已有工作经历且仍具有较大工作意愿，所以探究这一群体的职业适应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政治面貌方面，大多数失地农民并非中共党员，只有15.2%的调查样本是党员。就婚姻状态而言，绝大多数调研对象已步入婚姻，比例达到88.4%，只有仅占全部调查样本11.6%的群体属于未婚、离婚和丧偶状态。从社会经历上看，绝大部分失地农民没有担任过村干部或社区干部的经历，有过村干部或社区干部任职经历的仅占全部调查样本的8.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失地农民样本的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超过七成的失地农民只有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仅有16.2%的失地农民有大专学历，6%的失地农民接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受访者的健康水平呈现出了同质性较强的特点，超过九成的失地农民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只有3.3%的受访者存在一定的问题。
5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适应的影响分析
5.1基准回归：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适应的影响
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笔者建立了关于社会网络对职业适应影响的OLS回归模型。本研究把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在基准模型中只纳入了自变量社会关系网络因素，模型（2）除了纳入了自变量还纳入了个体特征因素，模型（3）纳入了自变量社会关系网络因素与控制变量个体特征、社会经历、家庭特征因素，以此检验相关变量与职业适应水平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5-1。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调整R2都在0.2-0.3左右，能解释职业适应20%-30%的变化量，表明本次拟合的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第一，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自变量社会关系网络对职业适应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都在1%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失地农民职业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通过检验。
第二，控制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部分控制变量对失地农民的职业适应也存在显著影响。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47，在10%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阶段，职业适应水平就提高0.047。是否有一技之长的回归系数为0.172，在1%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具有一技之长的个体相比于没有工作技能的个体，其职业适应高0.172个单位。政治身份的回归系数为0.228，在1%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党员群体的职业适应水平比非党员高0.228个单位。是否当过村干部/社区干部的回归系数为0.247，在1%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曾经当过村干部或社区干部的失地农民，其职业适应会高0.247个单位。教育水平和是否具备一技之长的正向影响与现有人力资本相关研究相符（Becker, 1964），表明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掌握是职业适应的关键因素。高教育水平不仅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和适应职业市场的变化。
5.2内生性讨论
在研究社会关系网络与职业适应之间的关系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社会关系网络和职业适应可能相互影响，识别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IV）对于确立因果关系至关重要。
因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难以识别和处理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在计量经济学中被称为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支持，从而增强其职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那些在职业适应方面表现更好的个体可能更能有效地扩展和利用其社会网络，进一步增强其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简单的回归分析可能难以准确估计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因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量可能受到职业适应状态的影响，从而导致内生性偏误。内生性问题通常发生在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时，这会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的参数有偏误。2SLS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提供一致的估计结果。反向因果问题，具体而言是指职业适应可能影响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例如，个体在职业适应过程中可能会发展新的社会联系或加强现有联系，以应对职业挑战。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OLS估计结果有偏，因为它混淆了原因和结果。2SLS回归分析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本研究中，选择“在找工作时，您大概找了多少人帮忙”为工具变量，它预测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但不直接影响职业适应能力，因为从常理分析，在找工作时多找几个人并不会直接提升人们对职业生涯的规划能力、对发展机会的主动寻找能力、职业决策水平以及职业自信。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社会关系网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关系网络对职业适应的正向影响。
7 总结与讨论
7.1结论
本研究以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按照“框架构建—现状描述—实证分析”的主线展开对失地农民职业适应的研究。运用302名江苏A市D区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网络的综合指标，通过OLS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等模型实证分析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适应的影响， 该影响是否会和教育水平对职业适应的影响产生交互效应，以及该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失地农民的就业和职业适应情况总体一般。首先，在收入方面，相较于本地区农村居民，所调查的失地农民平均收入高了约12000元，但相较于本地区城镇居民，所调查的失地农民平均收入仍有约26000元的差距，这可能表明失地农民收入水平相较失地之前有所提高，但距离完全融入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其次，从行业分布来看，失地农民涉足的职业领域包括餐饮/服务、货运/客运司机、保洁、个体户包工头、建筑工人、工厂工人、保安等多种工作。其中，餐饮/服务、建筑工人、工厂工人、保洁行业占据了较大比例，这反映了失地农民在就业选择上相对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行业。再次，失地农民的职业适应得分均值为3.56分，职业适应水平达到中等水平。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失地农民能够积极面对职业转型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失地农民就业的行业分布特点以及与本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佐证了这一结论。最后，失地农民的职业适应水平在群体内部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有党员身份、有村/社区干部任职经历、高学历、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在职业适应方面表现得更好。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