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哪里有？本文尝试回答，网络直播异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发生异化的动因是什么？又带来哪些社会后果？网络直播异化如何治理？
第1章 绪论
1.2文献综述
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近几年来最为热门的词汇之一，厘清网络直播在法律意义上的界定，进而便于确定本文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网络直播的内涵一般都是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来下定义的。首先，从传播学角度上，学者王乃考等（2017）对网络直播的界定是：在互联网平台上，把现场实况通过视频传输给用户，使其能够登录平台进行观看的一种传播方式①。还有学者王兰燕（2017）将其定义为通过电脑或手机与互联网相连，搭建一个信息传送、接收和共享的虚拟平台，以视频为主，文字、图片和音频为辅的进行现场直播②。
其次，从涵盖范围上，有学者将网络直播的内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从广义上来说，乔新玉（2018）将其定义为在互联网上，同时实现录制、编辑、上传、播出等所有流程的一种内容播出方式③，从狭义上来说，其指自媒体所实施的上述行为的播出方式，狭义与广义的区别是，传播媒介的主体是不一样的。徐漪等（2018）认为网络直播是一种互联网服务，它将音频、视频等独立的信号收集设备安装在特定现场，通过直播网页端即时展示音视频内容，让网民们自行浏览、选择和观看④。
最后，从实践功能和娱乐属性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2021-2022）》将其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线上娱乐方式，主播通过录屏工具或手机实时地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表演、玩游戏、与观众进行互动⑤。
第3章 网络直播异化的表现形式
3.1网络直播消费异化的表现形式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的实质是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却发生了异化并被赋予了其它含义。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异化并没有消失。网络直播的出现并在大数据和算法的推介下，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需求与消费者身份渐渐倾向消极的异化偏离，他们在观看网络直播时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变得不再基于本身的需要，而实际上，他们被那些符号化的商品价值和层出不穷的消费陷阱所包裹着，陷入被动的消费环境中产生虚假的自我认同。
消费方式受到自然条件及物质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以前自然经济短缺的条件下，人们通常采用的是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当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加强时，经济得到发展，人们获得更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消费方式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人与人的消费方式总是不会相同的，他们受到消费行为、消费意识和消费资料的影响。在网络直播中的打赏消费是由受众所认同的消费行为模式决定的，这种消费行为模式是受到消费者即受众的肯定和支持的。但他们打赏消费的目的并不是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需求，也不是基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理性考虑，而是对商品背后某种符号价值的盲目崇拜，企图通过占有商品来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融入某个群体并得到群体的尊重和认同。
第5章 网络直播异化的社会后果
5.1受众主体的迷失
在当今这个信息丰富乃至泛滥的时代，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谁能够抓住大众的眼球，谁就掌握了致富的密码。在网络直播中，主播为了吸引受众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和流量，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化、低俗化的直播内容，这些为了博眼球的直播浪费了受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形成一种畸形的文化现象。像一些交友主播会在直播平台直播时做一些挑逗的动作和说裸露的言语进行性暗示、满口成脏，受众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会进行模仿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会随着网络直播的内容而发生偏移。
一方面，网络直播平台搭建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终极导向的直播流量市场，为了吸引主播的加入，往往会选择能够获取眼球效应的直播，从而忽略内容的优劣，这些博眼球的直播内容总是能够满足受众的好奇心和窥私欲，而主播为了增加受众的数量和打赏量也会制造网络直播更多的不良奇观，获得更多的流量。另一方面，价值观念对人们对行为调节和导向作用，在媒介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影响下，网络直播被泛娱乐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思潮所包围，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造成了冲击，对受众的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受众将会失去理想信念，只是单纯地追求视觉上的刺激。网络直播在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外也会提供许多的信息并推动其传播，但由于信息的不可控性，不乏会出现负面信息和垃圾信息，在这些信息面前，受众对其的真实性难以分辨，他们只有被动地接受甚至盲目跟风，缺乏主动判断和分析的能力。网络直播中的低俗内容通过宣扬假恶丑来哗众取宠，迎合社会扭曲的审美为主播和平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对受众在现实生活中原有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冲击，使他们难以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造成价值迷茫，并且使受众对社会、学校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主流文化产生轻视态度，漠视社会道德体系，将娱乐主义奉为人生准则，最终沦为尼尔·波茨曼口中的娱乐至死的物种。
52 平台技术的滥用
塞伦·麦克莱认为，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有时候会成为目的本身，影响人们对其形成一种精神性依赖。①一方面，网络直播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推荐机制的设计，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持续地进行个性化推荐，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长此以往，受众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直播内容，逐渐陷入“信息茧房”的陷阱中，只有他们共同观看这个直播内容的人群才会互相交流信息，形成“信息孤岛”， 长期处于固定的信息圈，接收同质化的信息，个人信息的认知被窄化，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平台观看直播只需要上下滑动便可以进行选择自己喜欢的直播内容，这样的划屏设计将主动选择权给予受众，但实际上受众由于设计的平滑性会在有趣的直播内容中逐渐沦陷，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网络直播间中，最终依赖与沉迷于网络直播无法自拔。
“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①可以说网络直播扩大了受众的实践活动和交往能力，赋予了作为主体的受众更多的自由和权力，但受众长期观看网络直播会在无形中受到控制并形成瘾，本来作为主体观看直播的受众在平台的故意操纵下逐渐失去自我，他们沉溺于网络世界，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提出了“群体性孤独”的概念②，手机或者电脑屏幕遮挡住了受众与现实生活中的联系，与他人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也逐渐减少并成为平台的附庸，网络直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由于受众忽视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在这种长期孤立的状态下，他们在被网络直播驯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对身体和思维的控制，自我意识不断趋于同一化，跟着网络直播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判断，产生自我否定同时丧失集中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创新意识减弱，出现焦虑等病态的心理情绪，从而陷入“群体性焦虑”恶性循环的窘境中，在看似赋予极大的主动选择权中不断沉溺与迷失。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7.3 研究展望
如今，网络直播的迅猛发展，深受人们的喜爱。不同类型的网络直播呈现的异化现象千差万别，却又异中有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今后的网络直播异化研究可以更多地聚焦于各个类型的网络直播。因此，本文认为后续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跟进：
第一，在对受众的访谈中，发现男性群体更多观看秀场直播，并更倾向于把主播当作日常交往的朋友，把主播当成自己社交圈的一部分。而女性群体更多观看游戏直播和带货直播，她们会把主播当成自己的偶像，并对其产生崇拜、欣赏和敬佩。这也许可以从两性视角对网络直播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展开分析。
第二，可以对网络直播平台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度探究。期望能够针对我国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并将其与商业模式变革和技术的发展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治理直播平台中剥削和异化的路径，以提高政府治理主体地位为前提，对平台良性发展进行引导，为网络直播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