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篇论文以葛亮的作品《浣熊》《朱雀》《北鸢》《燕食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深入研究小说文本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葛亮小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书写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章文化身份认同的溯源
二、文化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由身份的概念延伸而来，是后殖民理论的一个范畴，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文化身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西方文化和后殖民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后，西方在思想文化上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世界文化中心，而除西方之外的东方国家则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他者。西方宣扬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博爱成为其殖民侵略的幌子，殖民地人民受到阶级、种族的迫害，成为边缘群体，被迫向西方靠近寻求认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他们开始摒弃西方既定的文化准则，转而倡导尊重多元差异，按照“参照非阶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范畴”②这一价值尺度寻求文化身份认同，尤其关注受压制的边缘群体。
谈到文化身份，必然要对文化进行界定，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对文化进行了精准的诠释，他明确指出，文化的第一层含义，即那些凝聚着文明与思想的精髓，隐匿于教育、艺术和文学的深处。第二层含义强调文化“始终是一个集体现象，因为它至少部分地被从古至今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分享”③，正是在这种共享与交流的过程中，文化得以被传承与习得，也正因文化架构的千差万别，使不同群体得以相互区分。梁漱溟也给文化做过定义，他认为文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大致包括宗教、哲学等精神生活，伦理、政治制度等社会生活以及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综合来看，文化是人类群体发展过程中思想、价值的升华，是使群体区别于他者的准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学者都认为文化是后天习得的，是在特定环境中继承发展而来的，个人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文化的产物。
第三章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策略
一、文化记忆对身份的建构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原来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现代社会，由于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社会结构封闭而稳定，在这种有限、稳定的生存空间中，传统社会发展过程长期形成的文化规范性强化着人们对社会的归属感和依赖感。而在现代社会，世界全球化地不断发展使流动性成为社会的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产生断裂，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冲突趋于常态化，以往那些赋予人们安全感的传统文化也在新旧文化交替的过程中被破坏和遗忘，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差异也导致了自我身份的迷失。在这种境况下，人们不可避免会对个人身份、民族国家产生焦虑，从而产生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受家族、地域文化的影响，葛亮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当他置身于与南京气韵截然相反的香港时，异质环境促使他开始思考，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如何以回到历史的方式建构个体、民族的文化身份。
基于当下的文化焦虑以及深厚的家学渊源，葛亮在创作之初就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一直试图以想象的方式更好地进入历史，葛亮在采访中提到，“站在一个当代人的立场去重现历史，我试图能够使我的读者有‘在场感’，让他们去信任那个时代，要把他们带入那个时代”①。《北鸢》正是葛亮耗时十年的作品，他试图通过民国想象，追寻民国时代的文化记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连接起来，使个体对所属的文化身份有清晰的定位，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以及我将去向何处。
第四章葛亮文化身份认同书写的价值意义
一、继承：岛城意识下的身份焦虑
“香港南来作家”都是在大陆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而香港却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英国通过文化工业实施的内在化殖民使西方文化已深入香港社会，因此南来作家虽然是在国家内部的地区迁移，但面对与大陆文化环境全然不同的香港时，难免会产生自我认同的焦虑感。一方面，由于环境变迁带来的风俗习惯、语言变化让他们产生边缘感，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民间沟通则以粤语为主，大多数南来作家都面临着语言不通的困境，而这也更加剧了他们的漂泊感。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社会，而香港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两地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伦理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香港资本主义物化观，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常常使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①。这种文化差异与价值冲突使南来作家精神上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既难以融入香港文化，又远离大陆文化，双重边缘化使他们内心萦绕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因而他们将这种撕扯的痛苦投诸于作品中，书写了大陆移民来港后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无所依托的身份焦虑。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自身的情感体验，葛亮同样是大陆来港的作家，由于有着相似的漂泊经历，他的作品也继承了前代南来作家的文学传统，聚焦于探索精神归属与心理层面的文化身份。初到香港时，香港的逼仄感就让葛亮感到些许不适，这也成为他作品中常常探讨的主题之一。香港地形特殊，原先是山脉的延伸部分，后因山体沉降、海水入侵形成，因而多起伏山丘，平地窄小。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了香港的建筑格局，无怪乎葛亮称香港为“岛城”，这种自然地理形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心理。
二、超越：开放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
前代南来作家来港时，香港还，至于会走向何处，仍是这座城市的谜。如西西所说香港是一个只有城籍而无明确民族国家身份的地方，在这种背景下，英语作为强势语言的存在，也进一步加深了香港的文化殖民色彩。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前代南来作家对香港充满了身份焦虑，他们将自己视为过客，作品中也不乏对九七后香港未来命运的担忧，难以对这座城市产生归属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初，香港南来作家一直演绎关于香港文化身份的焦虑，尽管因所处时代有细微差别，但主基调始终不变。居港三十年的徐訏坚持不说香港话，一直说上海话，有时用国语与人交谈。王璞1989年移居香港，她虽能听懂粤语，但在主观上始终拒绝说粤语，他们都以拒绝的姿态否认香港身份。而葛亮虽同为南来作家，却不同于前代南来作家对香港的过客心态，展现出积极融入的态度。初到香港时，他同样面临文化身份问题所带来的矛盾与纠结，但并未选择排斥香港，而是主动尝试融入这座城市。这种心态的转变促使他从外来者的心理逐渐转变为香港属民的心理机制，将香港视为自己的家园，实现了从他城到我城的转变。这种态度的转变也标志着葛亮对香港文化身份的逐步认同。从《浣熊》到《燕食记》，葛亮的小说中，新移民群体也逐渐摆脱身份焦虑，建构起对香港的文化身份认同。
结语
葛亮是当代文坛上声名远播的作家，2008年凭借《朱雀》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多年来，葛亮坚持以城市为创作核心，讲述着关于香港、南京的动人故事。在他的笔下，城市不仅仅是背景，更是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交织碰撞的舞台。他尤为关注城市中人的流动，而人的迁移流动往往与身份、文化、认同等深层次问题紧密相连。随着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愈发频繁，这也使得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模糊性日益凸显。葛亮身处香港这一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异质文化语境带来的陌生感，促使他更加深入思考文化身份的问题。《浣熊》中，葛亮生动描绘了香港边缘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执着追寻，延续了香港南来文人身份焦虑的书写传统。而香港文化空间的混杂性，又同时赋予他多元化的开放视野，因此，葛亮在书写文化身份时，并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文化身份，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建构多元的文化身份。在《飞发》和《燕食记》中，葛亮更是巧妙地以物作为文化符号，通过物的发展来展现人物文化身份的变化。物的冲突与融合背后，往往代表着人物文化身份的建构与重塑。小说中东西文化、粤沪文化交织混杂，人物也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与异质文化和解，展现出对多元文化的认同与接纳。在书写的过程中，葛亮努力跳出地域文化间的固化界定，以开放的胸怀拥抱多元文化，构建多元文化身份认同。他的作品不仅是对香港、南京等城市的深情描绘，更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探索。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