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文根据郁达夫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以及具体“创伤性情境”，划分出郁达夫几次明显的抑郁发作与轻躁狂发作。但实际上抑郁与躁狂的转换要复杂的多，二者可以混合发作，同时出现，可能几天之内甚至一天之内就可以交替出现，由于学力限制，有些细微的“创伤性情境”并没有展现在本文中。
第一章1913-1921：留日时期精神障碍与文本互动
2.研究现状
学界关于郁达夫的异常心理、个性心理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既往研究已经有不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精神障碍对创作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研究，另一类则是对精神障碍的症状表现及原因的研究。另外，本文试图探明精神障碍与郁达夫创作转向可能存在的关系，因此对郁达夫创作转向情况做出相应的梳理。
（1）精神障碍对创作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研究。单独就郁达夫的“精神障碍”而言，学界虽然承认达夫有着异于常人的个性心理，但问题在于研究者往往选取郁达夫某一特定的个性心理、特殊的精神病症状、异常心理出发，来阐释其产生的原因和与创作的关系，较少有从“疾病”角度出发的。涉及到郁达夫“精神障碍”的文章有周旻的《“神经衰弱”：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青春病”》①，作者从“神经衰弱”这一医学概念出发，通过心理学、临床医学、精神分析等科学术语解释了“疾病行为”参与了新的文学形式的创造的这一现象，同时，通过挖掘郁达夫日记的核心要素，探究了郁达夫“神经衰弱”的隐在病因。但“神经衰弱”从第三版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开始就已经停止使用，由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诊断覆盖。将郁达夫的个性心理与郁达夫创作关系结合起来论述的还有杨剑龙，郑战兵的《郁达夫个性心理机制及其小说的感伤基调》②，通过文本分析了感伤基调在小说中的呈现，并认为以抑郁质为主的气质和伤感优郁的情绪型的性格、情绪型内省的感知特征、情绪记忆和形象记忆古优势的记忆特征、主观——富于表情型的思维特征、情绪夸张的想象和感伤的审美心理等组成了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心理。文章的重点在于分析了郁达夫小说中的感伤基调与他的个性心理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郁达夫的忧郁气质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模本，小说中感伤的心理描写来源于郁达夫感伤的情绪累积。
第二章1921-1933：躁狂抑郁中的沉浮与创作探索
2.1“迁杭”前郁达夫“愁”与“爱”的交织与呈现
郁达夫在创办创造社之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抑郁发作，随着创造社成立，他以十足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文学事业中，抑郁发作有所改善。1922年当他踏上给他带来无限悲戚故国的归途，他的心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感受到了迷惘与离愁。而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也在缓缓向前推进，社会洪流中一份子的郁达夫自觉地融入到革命中，与此同时，与王映霞的狂热的恋爱成为他人生命运悲剧的引线，促发着他躁狂的发作。直到1933年，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他的心境逐渐呈现中人到中年的淡泊，归隐成为他迫切的愿望。精神世界的跌宕与起伏，交互出现，成为此阶段精神障碍的特点。
2.1.1《创造》发轫：职业困境中的“实现倾向”
1921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创造社，这就像是灰暗的前路出现了一道光芒，为郁达夫带来一线希望。但是在这之前，郁达夫曾经历了几场职业生涯上的失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这也成为此阶段“轻躁狂”发作的前提条件。首先是1919年9月得知外交官考试未能录取，为此，他在日记中写到，“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
第三章精神障碍与创作的转向
3.1向“现实”转型的失败
在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时，有意投入到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快速适应并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革命中，是他们必须要经受的重大课题。郁达夫积极地向革命靠拢，来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但很快广州的革命现实就令郁达夫感到失望。在失望中“还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为革命发生，为获得革命成功提出自己的文艺观点。可是在“革命文学”的实践上却严重滞后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文艺观点。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割裂，体现了郁达夫的创作必然受到独特个人气质的制约，而他的个人气质是在精神障碍的演进中不断被强化的，加重了个人气质的病态属性。所谓“文如其人”，作品风格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作家本人气质的制约，这也就意味着郁达夫实践下的“革命文学”呈现出了“阉割”状态，始终具有着浪漫主义的颓废色彩。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转型失败。
3.1.1顺应时代的革命热情
对待革命郁达夫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1926年3月，郁达夫因为自身经济原因应聘了广州大学文科教授，随同郭沫若、王独清等人从上海奔赴广州，与此同时广州如火如荼进行的国民革命同样吸引着这群青年。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所说，“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①郁达夫也说，“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颓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这一年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从前年冬尽，到这年的秋后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结果于冬天得了重病，对人生又改了态度。”“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①从郁达夫本人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正处于抑郁状态，想要借助广州的革命气势给予他颓废的生活一些“激情”，虽说从表面上看，这种带有自我目的性地参与到革命中蒙蔽了郁达夫行为的纯洁性，但实际上，郁达夫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就解释道了他的“苦闷”只能让他进行革命，他说道“青年的渴求光明，是自然性。求之不得，就不得不苦闷，苦闷之余，前面就只有一条去路。一条是走往消极方面去的自杀，一条是积极进行的革命、喋血。”②很明显，郁达夫并没有选择前者，而是在革命的路上奋身挺进。
3.2寄情山水：创作向游记散文的转变
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其创作也随之迎来由小说向游记散文的转变，笔者认为，此次创作转向与作家本身的心态变化有关，二十年代后期作家处于一种革命躁狂状态，但进入三十年代郁达夫腹背受敌，尤其是被“左联”开除、因“白色恐怖”被迫离开上海，这些“创伤性情境”让郁达夫少了革命性和进取性，一种抑郁的状态似乎再次回归。生活中多了中庸和颓唐，转向了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体现在创作中，1932年6月到12月间撰写的《马缨花开的时候》《东梓关》《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说是郁达夫创作心态开始明显转变的过渡作品，在这之后创作体裁就正式转向游记散文。郁达夫转向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出于疗愈他精神障碍的目的，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借景抒情的传统，山水本身就有着治疗的效果。从郁达夫的创作转向也可以看出郁达夫人到中年的一种自主选择。
3.2.1缘起：被压制的革命躁狂状态
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外界环境的压制让郁达夫的心态处于动态变化中。中国革命是极其复杂的，郁达夫为革命摇旗呐喊过程中的狂热情绪，必然将他推入一种尴尬又危险的境地。
结语
从郁达夫的精神障碍来谈他的创作，似乎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层透明的隔膜，就像“疯子”和“天才”之间也只有一线之隔一样。对于郁达夫而言，需要深入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沿着他的心路历程寻找他细腻情感的变迁历史，只有把握他独特人格生长与成熟的发展脉络和精神障碍的萌芽、发展与转归，才能理解他的文学创作。
本文将郁达夫的精神障碍纳入到文学研究中，通过郁达夫的日记、传记、书信等多方面的文献资料，梳理郁达夫的人物生平，尤其对他的精神世界做出整体性把握。郁达夫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发展课题的差异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的多元化同样导致了其精神障碍的原因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一生处在动荡漂泊的作家心中的悲欢与苦乐。从郁达夫的核心症状、心理症状群、躯体症状群等精神障碍的表现上，能够体会到一位敏感又多疑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这个复杂世界的。郁达夫本人和他留下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躁郁症患者独特的视角，透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时代场域和历史语境，体会郁达夫作为精神障碍的患者，他眼中世界的色彩变化以及为拯救心灵苦闷做出的努力尝试，并力图展现郁达夫创作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我们也可以窥见郁达夫在处理精神困境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上的态度，他将自身的情绪变化运用地游刃有余，他有意培养自己的忧郁气质以便他带来的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他又一直在“疗愈”精神障碍上做出尝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