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论文把重心放置在回族女性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独特的西海固自然环境之下，通过对小说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以及对回族女性内心精神世界的挖掘，展现西海固回族女性内在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策略。
第一章新世纪回族小说中女性苦难意识书写
第一节回族女性受制于家庭内部的苦难
回族女性的苦难意识有着不同于主流文化女性意识的独特性。传统回族妇女受伊斯兰宗教文化、儒家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两种文化领域中认识传统回族女性，回族文化实际上受宗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双重影响。三位作家的宗教背景都来自门宦（亦称“苏菲教派”）。马通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提到：“门宦一名的出现，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已与封建地主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主兼地主的门宦制度。”[2]因此，回族女性意识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但是相对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女性意识，回族女性的独特性更多来自宗教文化的影响。
回族妇女身上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有研究者指出：“如果说中国汉族女性所要承受的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于她们的苛责要求，回族女性所承受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女人的要求和限制，她们因回族文化里的伊斯兰文化所要坚守和承受的更为严格和复杂。”[3]多元文化女性主义也要求正视每个女性之间的差异：“妇女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是来自发达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生活在殖民者国家还是被殖民国家；根据这方面的不同，妇女所受的压迫也各不相同。”[4]不同女性群体存在差异性，谨慎对待差异可以消除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漠视和改造。
第二章新世纪回族小说中女性生命意识书写
第一节以女性与自然关系呈现生命意识
在农耕传统文化的中国，土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地是万物的母亲。母亲是人类社会的生育者。古今中外，许多的文学作品都把土地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地母”的形象。石舒清、李进祥和马金莲三位作家也不例外，母亲和土地都是三者着重描写的对象。在生态主义女性批评的视角之下，女性同自然一样都是被男人和历史压迫之物。在三位作家的小说中，土地、牲口和母亲互相联系，一是三者都是被压迫的存在，二是三者都是沉默无言的。土地是不能发声的自然物，牲口是没有语言的动物，而母亲虽然可以开口诉说人类语言，但总是沉默寡言不开口。
一、分割土地的隐喻母亲
在封闭的乡土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三位作家都生长在宁夏的西海固地区。1972年，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世界上二十二个“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西海固少雨多山地，无法使用人工灌溉农作方式，只能“靠天吃饭”。雨水充沛则大丰收，旱年则颗粒无收。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常处在紧张的状态。李进祥的小说《狗村长》对旱年有刻骨铭心的描述，人们不得已去啃树皮。农家人分到的地的品质决定了来年的收成，决定了一家几口人未来是饱腹还是饥饿。马金莲小说《糜子》中家里分到山头的地则导致家里收成的不足。
第三章新世纪回族小说中女性反抗意识书写
第一节传统乡土社会中女性的反抗意识
回族女性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回族女性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妻子是回族女性最重要的身份。因此，她们的反抗意识往往较为薄弱且缺失。另一方面，在封闭乡村社会结构下，女性在家庭之外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她们往往更重视家庭权力的获得。因此，传统回族女性的反抗大多在家庭中呈现。再者，回族女性即使滋生出反抗意识，也很难获得行动的成功和实质权力的得到。但是，三位回族作家还是塑造出一批带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她们也在以各种各样的反抗实践为自己谋求各种权力。有些反抗或许是消极的，有些反抗或许是隐蔽的，但是大部分反抗也为实践的主体带来了一定的益处和便利。
一、传统“妻子”身份制约回族女性的反抗
传统乡土社会文化背景下，大部分回族女性很难逃脱一个作为社会功能角色的定位，总是会把自己定格成“妻”的形象。女性争取的大部分权利，也是为自己争取到更好地成为一个更好的“妻”的权利，更好地为家庭付出。她们品格中坚忍不屈的那一部分，总是闪烁在她们为家庭奉献的时刻，而不是为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刻，其价值总是在家庭中体现出来。石舒清小说《杂拌》之中“我”的太太能干也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赋予者而能干的。马金莲小说《白衣秀士》中，母亲对父亲的谩骂以及对全心全意抚养丈夫的私生子，都源于她对自己妻子身份的定位。小说《山歌儿》当中我的母亲被邻居夸赞的是为了整个家族的操劳，即做好一个女主人，她所有的才华全都展现在如何使得家庭过上好日子，洒扫收拾使得家中更洁净。
第二节城乡文明冲突中回族女性的反抗意识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飞速发展。在商业文明的扩张下，西海固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在生存问题之下，西海固淳朴的民风，善良有坚实的民族信仰和价值观都遭受挑战。三位作家对西海固巨变的描述展现出作家们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文化立场。进入城市社会，西海固的回族女性拥有更多的反抗可能。
一、城乡文明碰撞中回族女性反抗的符号化
20世纪末，作家们生活的西海固就不再宁静。当环境改变，故乡断裂的来临之际，女性观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女性意识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巨大改变引起的。邓尼丝·卡莫迪也认为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女性意识和地位发生了改变：“然而，主要是由于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的城市化、妇女直接面对大众传媒介绍……妇女不再完全被看成是家庭佣人和孩子妈了。”[1]现代文明入侵到封闭的乡土社会，不仅带来了生存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缓慢的，而是短时间的巨变。西海固地区人们的搬迁计划，短时间内便打乱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结构。而搬迁计划的拟定之初本身就是带有现代文明的烙印。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三位作家的儿时的童年又都是在乡土中成长的，城市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并不深刻，他们的心灵世界仍然留住在乡村社会。
结语
回族作家往往对于自身的民族文化更加认同。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三位作家的写作视角一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故乡，一直在讲述小村庄的故事。新世纪以来，三位作家将小村庄故事的书写下来，留下了变化进程的剪影，展现出不同的书写策略，然而也难以在传统农耕文明和城市工业文明的混合处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回族文学虽然属于少数民族文学，接连不断地获得“鲁迅文学奖”已然说明了回族文学不可小觑的发展潜力。回族文学批评也还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境况。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对作家所处的多重背景文化深刻了解，才能进一步把握作家文学创作的变化。
本论文研究内容主要是以石舒清、李进祥和马金莲三位作家的小说为例，探讨新世纪回族小说中呈现的女性书写特征。通过分析三位作家小说塑造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从苦难意识、生命意识和反抗意识三个方面阐述新世纪以来回族小说中女性书写的艺术形态。在21世纪全球化、现代化文明等多种话语混杂的当下，女性意识与回族文化联系起来，探讨回族女性的生存处境。回族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获得了民族和自我的言说权力。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也显露出回族女性自我言说的突破和困境，以此阐释新世纪以来回族小说中呈现女性意识。
本论文把重心放置在回族女性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独特的西海固自然环境之下，通过对小说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以及对回族女性内心精神世界的挖掘，展现西海固回族女性内在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策略。三位作家笔下女性意识更多的是从生存角度把握自我的处境。回族女性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忍受的苦难和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受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她们更倾向于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存中的困境和苦难。在传统封闭的乡村社会，回族女性也难以有反抗的途径和成功的反抗实践。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三位作家笔下的回族女性往往和土地、动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女性生命体验是作为一个生育者展开，但是却被阻碍体验死亡。少女形象如同献祭的“牲口”一样，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被转喻成为宗教的神圣物。但是女性仍是通过各种仪式性行为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传递女性的文化。城市文明改变了传统回族女性的家庭结构，使得回族女性的反抗意识增强。但是传统的回族女性观念仍在束缚着她们，难以拓展出家庭空间以外的领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