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从文明总体性的维度来说，罗伟章通过制造乡土文明乌托邦的方式构建了文明的总体突围。其笔下的巴文化叙事、声音叙事共同构成了罗伟章对文明总体突围的构想。这是罗伟章为文明总体的突围所设想的方式。
第1章乡土的困境
1.1耕种的失落与无助
“寒耕暑耘，鸡鸣和炊烟，捧出一带村庄。”[3]。在谈到老君山的村庄发展历史时，罗伟章着重强调了“耕”的作用，是“耕”让老君山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变成村庄。罗伟章深知，“耕”是村庄的重要生产劳动形式，是小农经济的核心。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突进，这种生产方式不断受到冲击。一方面，一部分进城农民选择从“安土重迁”转变为“抛荒弃土”；另一方面，还留守农民则只能面对留守的孤独与无助。
1.1.1从安土重迁到抛荒弃土
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安土重迁”观念传统。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提倡的理想农耕文明状态，是“死徙无出乡”[4]。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农民的经济来源。“耕”是农民的主要生存方式。离开土地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经济风险。因此，孟子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农民生存方式[1]。这是一种以“耕”为基础，以乡邻共同抵抗经济风险为手段的生存方式。“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耕”的生产形式上。而当“耕”作为一种生产形式不能保证农民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放弃这种生产形式。人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转变。罗伟章呈现了现代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之转变。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倾向于选择“抛荒弃土”而非“安土重迁”。
第2章弃乡进城的困境
2.1向城探索的无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衍生出了中间过渡地带，即城镇。与都市不同，城镇是城和乡的结合。罗伟章笔下的农民也大致分为进入都市和进入城市两种类型。《谁在敲门》中的四喜进入的是都市；大姐一家则进入了城镇。《声音史》中的进城农民生存场域也同样分为都市和城镇两种类型。《世事如常》中的回龙镇则属于城镇。而无论是都市还是城镇，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都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秩序。进入城市的农民所面临的是城市梦的破灭。而落户城镇的农民所面临的是生活的虚无。
2.1.1城市幻想的破灭
罗伟章的早期底层叙事揭露了进城农民梦想的毁灭。这些底层农民把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愿景都寄托在“城市”上。《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故乡在远方》中的陈贵春所想象的城市是一个可以凭借劳动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城市；《谁在敲门》中的四喜所想象的城市是一个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出人头地的王国；《我们的成长》中的许朝晖所想象的城市是一个男女平等，时髦自由的城市……
第3章困境的突围
3.1个体的突围：探寻精神价值的实现
在罗伟章笔下，每一个体都有一套复杂精密的精神逻辑。罗伟章试图效仿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对其笔下个体的内心世界进行细密精确的剖析，并为这些个体找寻精神突围的方式。一方面，罗伟章探寻了进城者现代精神的个体实现，他肯定了精神探索对城乡现实困境的突围；另一方面，罗伟章以“成长”叙事、“死亡”叙事为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的人物形象构建了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突围。
3.1.1探寻现代精神的个体实现
在罗伟章笔下，进城者大都难以在城市中找到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常常是困惑的、无力的。然而，罗伟章笔下亦有一些人物形象找到了个体的现代精神价值。在对这类形象的叙述中，罗伟章的视野超出了城乡二元对立。他肯定了农民进入城市后习得的现代精神。一方面，罗伟章肯定了其笔下人物对现代职业精神的个体探索。另一方面，罗伟章也肯定了进城者对现代自由精神的个体探索。这些构成了农民的在精神层面上的个体突围。在罗伟章笔下，他们进城获得资源的原始积累过程依然充满艰辛。然而，他能够认可他们的个体精神价值探索。他发掘了一部分能够习得现代个体精神价值的农民形象。
3.2文明的突围：以乌托邦重塑精神园地
乌托邦（Utopia）是一个希腊词汇，由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首次提出，意指“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对超现实性的追求。在乡土文明逐渐走向解体的时代变迁中，无论是进城者还是在乡者，他们都失去了精神家园。而通过构建乌托邦，罗伟章重塑了乡土文明的精神园地。一方面，他通过构建巴文化的乌托邦重塑了乡土文明的精神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乌托邦化的“声音”书写，罗伟章在作品中重塑了乡土文明的精神记忆。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罗伟章小说中的精神园地。
3.2.1以巴文化乌托邦重塑精神共同体
在罗伟章的作品中，罗伟章常常书写巴文化元素。这些元素书写突出表现在罗伟章对“尚蛮”精神和巫文化的呈现上。在罗伟章看来，巴文化的“尚蛮”精神已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被瓦解了。而巫文化的神秘也被现代文明“祛魅”了。然而，罗伟章依然要借助“尚蛮”精神的乌托邦和巫文化的乌托邦来重塑共同体精神共振。
结语
城乡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叙事传统。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无论是乡土文明还是城市文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城乡叙事中，罗伟章摒弃了启蒙立场的居高临下，将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他既不美化乡土文明，亦不美化城市文明，无论是城市文明还是乡土文明，在他的笔下，都构成了人之生存困境的背景。他关注的是两种文明的碰撞给时代大潮中的众多生命个体带来的困境。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立场。
同时，这其中也寄含了总体性价值解体后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其之所以能够将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放在平位，是因为他怀有一种相对主义视角。在罗伟章看来，城市文明带来的“变”与乡土文明的“常”都构成了人的生存困境。从追求现代生活角度来说，乡土文明的“常”因其保守给进城者带来了困境。而从追求乡土文明本身的价值尊严的角度来说，城市文明的“变”也给留守者带来了困境。正是按照这种相对主义的的视角，罗伟章强调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是平等的。
罗伟章的相对主义视角源自其面对多元价值的谨慎。市场化经济崛起以来，总体性价值判断被多元价值判断取代。人文精神受到了冲击，受一元价值熏染的六零后、七零后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面对一元价值判断的解体。知识分子价值感缺失的突出表现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罗伟章正如许多心怀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受到了费远忠、谢明、李兴的失落。然而，他没有选择解构价值，而是选择围绕困境与突围这条线索对自己的价值结构进行不断完善。他不断地从现实中发掘人的生存困境，又不断去寻求突破困境的方式。围绕着困境与突围这条线索，罗伟章试图找寻一种新的价值构建方式。他的作品既含有对困境的解构主义式抽离，又含有面对困境时对价值虚无的突围。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