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哪里有？本论文基于“制度—生活”理论视角，以山东省日照市Z村的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展现Z村由项目制管理到社会动员再到乡风文明培育的阶段性推进过程，并分析基层政府、企业、村民等各主体的行动策略。
绪论
（一）国外研究
1.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工业革命后，国外学界逐渐关注到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霍华德（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了如“磁体学说”“组织的天然限制”等创新概念[1]，推动了人居环境研究进程；芒福德（Mumfoed）从人文观的角度提出改造城市居住环境需要充分考虑人的尺度和需要；道萨迪亚斯（Doxiadis）在《生态学与人类聚居学》一书中提出人类聚居学理论，着重研究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认为应将自然环境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合作关系。城市人居环境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为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村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凸显，政府必须制定健全的环境政策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2]，农村区域的人居环境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路径方面，Arnold和Allen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和市场调控去遏制农业污染问题，让基层工作人员团结农民开展污染防治工作[3]。Kaplan认为提高农民参与度同样重要，应强化农村人居环境的管理工作，以农村村民为环境保护的主体，同时通过相应的扶持政策和法律法规来提高农民保护农村人居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同时农村居民的信仰、年收入和教育情况等内生因素也会影响农民保护居住环境的意识，转变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提高政府对人居环境整治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学历教育水平都能够有效提高村民人居环境保护意识[5]。
第三章“制度—生活”视角下Z村人居环境治理困境及原因分析
第一节Z村人居环境治理困境的扎根分析
一、研究方法介绍及数据收集
（一）研究方法介绍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以调研获取的实证资料为基础，对数据资料进行系统归纳和浓缩，来发现或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并指导新的实践活动[1]。扎根理论在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学派：一是经典扎根理论学派。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于1967年提出扎根理论原始版本，即按照规范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理论性编码三个步骤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构建出理论框架。二是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在扎根理论方法提出之后，斯特劳斯和考宾对其进一步发展，认为在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应注重明确概念指向，将扎根理论分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强调用严格的程序来保持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程序化扎根理论在我国学界应用广泛[2]。三是建构型扎根理论。卡麦兹在受到斯特劳斯的影响后，吸收了经典扎根理论中有关归纳、对比、涌现和开放性的方法，同时借用了程序化扎根理论中的因果假设逻辑,逐步提出建构性扎根理论，认为研究者通过参与以及与人们、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而建构了自己的扎根理论[3]，研究过程分为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理论编码四个环节。三大学派的思想各有侧重，虽然有所争论，但三种流派都强调“研究问题的确认是来自对最初的访谈或观察所进行的开放性编码,在这个过程中,研究问题被发现或自然涌现”[4]。
第四章“制度—生活”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困境的破解路径
第一节制度赋能：完善制度提供基础保障
行政制度的完善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保障作用，是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石。完善行政制度能够消解其阻滞作用，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清晰的框架，提升治理工作的规范性。
一、建立科学的考核与监管机制
一直以来，我国基层组织面临着大量的权责不对等的问题，由此形成的考核观念和形式严重制约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也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亟待转变监管考核方式，注重执行实效的考核。首先，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保障人居环境治理顺利开展。一是制定考核指标体系。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制定一套详细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该体系应包括环境卫生、村容村貌、公共设施等基础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村民参与度、垃圾分类处理、水资源保护等具体指标。二是定期与随机考核相结合。为确保整治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应定期进行全面考核，同时结合不定期的随机抽查。定期考核可以每季度或半年进行一次，以便及时了解治理工作的进度；随机抽查则可以在任务进行中的关键节点进行，确保各项措施在日常中得到持续执行。三是公开考核结果。将每次考核的结果通过村委会公告、村民大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及时向村民公布，让村民了解自己村庄的治理进度和成效，不仅能够提高村民的参与度，还能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第二节回归生活：实现生活主体参与性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本质上是国家对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改造，这一治理实践和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农民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等生活主体联系紧密[1]。基于此，农村人居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持续赋能农民主体和基层自治组织，为人居环境治理提供充足的内生动力。
一、尊重农民生活逻辑，激发参与积极性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积极参与赋予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更多合法性，由此组织和调动农民参与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关键[2]。
治理工作要以尊重农民日常生活逻辑为基础。生活环境主义强调人与环境的共生,具体到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中，则是强调村庄的环境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是一体的。因此,任何忽视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整治行动必然难以得到村民的支持,更不必说实现村民积极的主体性参与[3]。要想实现村民积极的主体性参与,就需要从生活者的视角来审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立足于农民日常生活，以符合农民生活实际为原则、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为目标采取行动以争取农民主体的广泛支持。具体而言，在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村庄独特的地理、文化和社会背景，在制定环境治理计划和措施时，需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承受能力，尽可能地降低环境治理的门槛和成本，使农民能够便捷地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
结语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切口，以点及面提高乡村基层治理效能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本质上是国家力量对农民生活的治理，体现出国家力量对改造农民生活的浓厚兴趣。生活治理逐渐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新转向，这一转向源自乡村社会变迁中生产本位向生活本位的转变、个体自主性扩张引发的公共问题，也源于乡村治理过程的服务化导向以及提升群众满意度的治理目标，这一转向对于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中，制度的脱嵌与生活的排斥导致人居环境治理存在行政制度阻滞、治理资源短缺、治理主体缺位以及生活改造不足等治理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探寻国家力量紧密融合农民生活的农村人居环境生活治理之路，则必须厘清国家制度力量改造生活的行动逻辑。从完善考核与监管机制、创新长效机制、建立资源整合机制回应治理过程中的制度意蕴，让制度合理发挥作用赋能治理过程；通过提升村民参与热情、提高村干部工作效能等方式，激活生活力量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衔接、行政技术融合地方知识等方面发力，实现行政引领自治，实现制度、生活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