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本文从新加坡法治建设的背景、发展、特点与相关领域具体的法律条文出发，以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政党制度现代化与国家选举制度现代化为论述重点，分析了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法治措施以及其起到的作用。
第一章 绪论
二、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新加坡发展道路的研究，英国学者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C.M. Turnbull）的著作《崛起之路：新加坡史》详细的介绍了新加坡开埠以来的发展历程，对考据其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对政治制度的考量上，国外学者的观点有一个从传统将新加坡视为威权主义国家到反思其中威权与民主相结合的一个转变过程。其中哈佛大学教授马克·图施耐特（Mark V Tushnet）在2015年反驳学界传统的认为后发国家中“权威”与“宪政”不可兼得的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法治政体模式为“权威宪政主义”，新加坡政府将“权威”与“宪政”结合，既保留了各种制度手段，用以实现对人权和自治的承诺，同时又没有放任完全自由的民主，新加坡的公民可能会受到较低程度的政府制约，同时被剥夺一些自由。后续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戈登·希尔弗斯坦（Gordon Silverstein）延续了图施耐特的观点，并在《康奈尔法律评论》上发表名为《新加坡宪政：一个模式，但是怎样的模式？》的文章将“宪政”是做一个光谱并将其分为三个维度——权力受到的制约和控制程度、政府同意和合法性的程度和范围与政府合法性，来论证新加坡的体制有别于传统的专制国家与恪守宪政的国家，而是作为一种体现的宪政主义的政治体制存在。
第三章 新加坡法治建设历史沿革
第一节 殖民时期的法治
纵观新加坡的被殖民历史可以发现，在独立之前，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分为印度管辖时代与英国直辖时代，这两个不同阶段虽然都遵循了英国式的法律制度，但其中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变更展示了不同历史背景下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法律发展的脉络。
19世纪初，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其中包括大片东南亚土地。1819年新加坡已成为英国殖民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学术界一般认为，彼时的新加坡归属于柔佛苏丹以及天猛公的管辖，天猛公所属的柔佛苏丹国已有成文法律，因此新加坡此时所遵循的法律一般认为是传统风俗法与柔佛苏丹法律相结合的产物。1823年，时任新加坡总督的莱佛士通过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试图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这个名为第三号条例（Regulation III）的行政命令设立了新加坡的地方推事制。也就是说，这项制度要求殖民政府统治下的一切人口都要“视乎地方实情，遵循英国司法制度”及“尽可能避免繁文缛节，并按实质公正原则作出判决，尽忠职守、不偏不倚地履行其义务。”（wiki）然而由于莱佛士本身擅自推行的司法制度引起了次任首席居民（等同于总督一职）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对其是否符合程序以及体制合法性的怀疑，因此他废除推事制度更改为由总督副官监察的上访法庭制度（Court of Request）①。该上访法庭实际覆盖的范围相当有限，通常只是处理小型的民事案件，而其余则全部交付由总督亲自主持的总督法庭（Resident’s Court）处理。而克劳福德本人无权主导准据法②的判决，因此他只负责判决有关英国法律通例的案件。由此可见，早在克劳福德主政期间，就有意识的将习惯法的思维带入到整个殖民体系的建立当中，这就给新加坡此后的强烈的法治意识埋下伏笔。
第五章 新加坡政党法与政党制度的现代化
第一节 新加坡政党概述
一、从多党竞争到一党长期执政
在广义的认知当中，新加坡的政党体制一直饱受诟病，其典型的长期一党专政使得国家被赋予威权主义特征。但在其独立之初的20世纪50到60年代，超过20个政党登上新加坡的政治舞台，其中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与大卫·马歇尔（David Marshall）与工运领袖哈吉·奥马尔·林有福（Haji Omar Lim Yew Hock）领导的劳工组织阵线的斗争尤为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拉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帝国的全球殖民体系开始出现裂痕。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由零星抗议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不少利益团体开始自发组成资产阶级政党。1954年，社会党、劳工党与若干职工工会联合组成劳工阵线，同年11月，代表华裔的左翼政党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
1953年，在新加坡人民各方努力下，被迫无奈的英国殖民当局成立“林德制宪委员会”，“对新加坡殖民地宪法以及总督与市议会的关系等，进行全面的审查并提出建议，以便进行有必要的改革。”①1955年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生效，新加坡举行首次立法议会选举，中间偏左的劳工阵线夺得25个民选议席中的10席成功组织联合政府获得执政权，由马歇尔出任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但随后，由于马歇尔率领的谈判代表团与英国政府就新加坡全面自治问题的谈判宣告破裂，马歇尔本人选择引咎辞职，其组织二号人物林有福接替成为第二任首席部长。
第二节 新加坡政党法与制度的发展
在阐释政治制度化之于政治发展作用的同时，亨廷顿特别强调了政党及政党制度在政治制度化建设中的作用与功能。对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建立国家不仅仅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制度，更重要的是还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党体系，借此来疏导新兴集团的政治参与。①新加坡的政党政治脱胎于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政治制度框架、林德宪制与不同利益集团联合起来进行的反殖运动。在时代背景与各种特殊因素的作用下，新加坡形成了一党长期执政，其他政党受到压制的特色政党制度。虽然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掌握政权，但并不能以此将其视作独裁政权，而忽视其中的现代化特征，可以说，新加坡独特的政党制度是以实用主义为前提的，其对英国殖民遗产中遵循法治、多党制、议会制民主制的合理继承为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民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不断的现代化转变可以从《宪法》与《社团法》的发展中窥得端倪。
一、建国前政党制度
新加坡的宪制改革可以在追溯到20世纪40到50年代，彼时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新加坡也开始逐步摆脱英国殖民身份，进而获得自治权。这一时期，原有的社会阶层、阶级被打破，政治意识也分化尚不明显，政党与传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的结构、利益和政治意识尽管还未成为社会和政治的主流, 但已经促使人们急于推举出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小规模的政党涌现出来了。②这些政党以反对殖民统治、谋求政治变革为目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正如学者郭志奔所言“新加坡政党的出现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国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挑战”。③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在新加坡实行新的殖民政策。1945年10月马来亚共产党发起了战后首次罢工，随后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蔓延到工人群体。
第七章 结语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后发国家的治理手段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心的焦点，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岛国，且作为英、日两国殖民地多年。面对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新加坡趁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但随后的独立进程完全出乎新加坡人的预料——在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后，背靠大国面朝海水的新加坡人在夹缝中寻求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迈上这条路之前，新加坡领导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维护国家稳定以及如何保障政治体制的持续运转。经过漫长的摸索，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为年轻的新加坡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法治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完成了经济上的腾飞，被称为“亚洲奇迹”，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都面临着全面的转型，法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治是维护秩序、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武器，恰如李光耀所言，对于新加坡而言，推行法治，维护秩序要走在民主化前面，这样的观点恰与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强大政府论相契合，都主张后发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之初，要树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现代化的有序发展。此外，在后发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稳定理论，强调通过提高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来促进政治稳定。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