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论文哪里有？笔者通过对锦州银行事件的全面梳理，本文向城商行、投资者、监管机构提出建议如下，希望在各方的努力下，城商行危机的识别和处置机制能更加准确和完善，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
第1章 绪论
1.3.1本文的创新
1.本文从城商行角度切入，从城商行风险特征来分析锦州银行危机事件。以往关于银行危机的研究多是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控制等角度对某家银行的危机事件进行分析，较少有从城商行这一特定金融机构类别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中国银行数量众多，不仅有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类大型银行，也有城商行以及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还有外资行。由于所处区域的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发展历程和经营现状也有各自的特点，所以银行风险不能一概而论。在当前监管机构高度关注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改革化险工作背景下，本文聚焦城商行研究，为城商行危机处置的实施效果提供进一步细化的证据。城商行最大的特点是立足于当地经济、与区域性经济联系紧密，本文在此基础上再谈风险的处置与化解，有的放矢地通过对锦州银行的危机处置进行研究，讨论国内城商行危机处置实践中的现状与问题，有助于丰富有关城商行经营和危机处置的文献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商业银行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2.本文多处采用对比研究来对城商行和锦州银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前的研究大多是纵向对比银行风险事件前后几年的数据，本文不仅在纵向上观测了更长时间段的数据，而且在横向上做了很多对比分析，深入和完整地揭示了锦州银行危机的成因和效果。在第三章总结城商行风险特点时，本文选取多家城商行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对比，对城商行的经营现状，以及发展面临的风险特点进行了归纳，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奠定了论述基础。在第五章分析锦州银行危机成因时，选取北京银行作为样本行与锦州银行作为对照，北京银行是城商行群体中资产、利润等各方面经营基本面最稳健的银行，通过与北京银行的对比，复盘了锦州银行在2012年至2019年上半年末（即危机爆发时点）面临的四大方面的问题。对比分析的意义在于，危机爆发前锦州银行在资产利润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等这些传统的银行监管指标上的表现是正常的，但有了北京银行的对比，可以看出锦州银行在各项监管指标合格的表象下，经营数据暗藏着诸多不合理、不正常、过高或过低的情况，于是能更为精准地揭示锦州银行的危机成因。
第3章 城商行发展情况
3.1城商行发展历程
1998年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城商行，发展至今已经超过20年的历史。从其前身城市信用社开始算，至今已经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它逐渐成为中国银行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活跃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市场中。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历史定位和作用。
3.1.1城市信用社阶段：快速发展（1979年-1995年）
1978年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金融需求日趋强烈，城信社开始出现。1979年，我国第一家城信社成立，后来快速发展，到1986年数量增加到1200余家。1988年，央行出台《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发布《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两份文件对城信社的服务范围、开办条件等做了规定，规范了诚信社的发展。尽管央行对城信社实行大力整顿，也出台了众多的政策文件加以规范制约，但城信社没有因为整顿止步，一直快速发展，到1994年已增至5229家。
第5章案例分析
5.1锦州银行危机成因分析
本节选取北京银行作为样本行与锦州银行作为对照，复盘了锦州银行在2012年至2019年上半年末（即危机爆发时点）出现的四大问题：资产规模无序扩张、股权分散形成“内部人控制”、负债端过于依赖同业业务以及宏观和区域经济不振。北京银行经营稳健，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均排名城商行首位，是经营良好的城商行代表。将北京银行的各项经营数据与锦州银行对比，能够分析出锦州银行在哪些关键的经营节点上有不足和问题；虽然北京银行和锦州银行在资产和盈利的规模量级上存在差异，但在分析时采用比例对比，而不是直接的数据对比，所以北京银行作为样本银行与锦州银行对比具有可行性。纵观整个事件，可以说锦州银行的核心问题在于资产规模无序扩张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深层原因在于股权分散形成“内部控制人”，最后在宏观和区域经济不振等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出现对锦州银行的同业挤兑，导致锦州银行产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5.2锦州银行危机处置方案分析
锦州银行危机处置方案从股权结构切入，完善公司治理，借助新股东的注资和整改，尽快识别和控制金融风险，以压降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为工作核心，采用市场化手段处置金融风险。
5.2.1改变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锦州银行爆发危机后，监管机构出面协调，先后两次对锦州银行的股权结构做了大的调整。锦州银行的第一次股权调整是2019年采用三家国企受让存量股权的方式，第二次股权调整是2020年采用向监管和国资背景股东定向增发的方式，使锦州银行的股权性质由全部是民企背景变成以监管和国企背景为主导的结构，从根本上改善锦州银行公司治理的问题，快速稳定市场信心。
2019年7月28日，工行、信达、长城受让锦州银行股权，使锦州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国企背景的股东达到19.24%。随后变更董监高、改组管理层，2019年末公布的10位董事会成员中，工行派出7名，信达派出2名，长城派出1名，担任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另外由学界人士为主担任5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三家国有金融企业的入股不仅为锦州银行提供了有效的增信，切断了同业市场上流动性风险的扩散，而且接管锦州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化解不良资产、恢复业务运营。
在2020年的股权结构变化中，成方汇达认购52.7亿股，成为锦州银行最大的股东，占锦州银行股本总额的37.7%。辽宁金控则认购9.3亿股，成为锦州银行第二大股东，占锦州银行股本总额的6.7%。成方汇达注册成立时间是2019年5月，人民银行是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定向增发的公告发布前，尚未开展过实际经营活动。辽宁金控注册成立时间是2019年12月，由辽宁省财政厅全资拥有，也未开展过实际经营活动。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6.2研究建议
通过对锦州银行事件的全面梳理，本文向城商行、投资者、监管机构提出建议如下，希望在各方的努力下，城商行危机的识别和处置机制能更加准确和完善，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
6.2.1对城商行的建议
一是探索经营方向和市场定位，实现城商行差异化发展。当前我国整体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而且利率市场化改革越来越深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商行快速发展阶段告一段落，城商行经营分化、市场优胜劣汰是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未来如何塑造自身优势将是城商行战略转型的主要问题。在异地经营受限的背景下，城商行想要守住风险底线，需要在业务经营时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经营特点，立足于地方，充分发挥对比大中型银行的比较优势城商行可以为地方客户提供两方面价值。一方面，探索出适合本行的差异化经营思路，通过差异化定位提供差异化价值。对于经营稳健的头部城商行，可以立足服务区域，推进经营综合化和纵深化发展；对于具有一定区域规模的第二梯队城商行，应该在筑牢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在细分领域谋求特色化的竞争优势，集中资源发展差异化经营，探索专业化发展模式；对于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城商行，应主动下沉市场，发挥地缘优势，深耕当地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融入社区金融生态；对于经营不可持续的城商行，建议通过并购或重组尽早出清和化解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充分深耕地方，将地方特色与自身经营优势结合起来，通过精细化发展战略以及细分领域优势，通过更有优势的价格和更快捷的服务，塑造业务壁垒，建立起有地方特色的经营战略，打造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