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各区域层面上，技术创新均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开辟外贸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1 绪论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技术创新内涵与测度的研究
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涵较为丰富，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学术界目前并未对此形成共识。罗伯特·索洛（1956）运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将技术进步纳入索洛增长模型之中，认为以有效劳动方式（知识和劳动的乘积）引入的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出的增加，并提出技术进步成立的两个条件是新知识来源和后续阶段的实现发展，他注重技术创新的来源和实现，把技术创新看做是一个动态过程[34]。此后，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内涵的研究逐渐兴盛，在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典型的如胡哲一（1992）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创造性和市场成功实现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技术经济活动[35]。杨东奇（2000）指出，技术创新是企业通过采取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管理组织，对产品进行研究、设计、开发、生产、营销的过程[38]。董景荣和周洪力（2007）提出，技术创新是具有层次性的技术经济活动的综合过程，由新设计的产生、研究与开发、中间试验、商业化生产、市场销售与扩散等一系列环节构成[39]。霍国庆等（2017）强调了“自主性”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创新驱动阶段，创新必然表现出独有、原创、难以被潜在竞争者模仿等特征[40]。王胜兰等（2021）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以创新为目标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它可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从而加快企业的发展并实现更多利益的获取[41]。
3 技术创新与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演变分析
3.1 中国技术创新演变分析
3.1.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本节主要从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和技术创新贡献三个方面构建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测度我国整体、四大经济区域以及30个省级行政区2002-2021年技术创新演变过程。其中，技术创新投入方面，参考唐未兵等（2014）[1]、陈景华等（2020）[8]、吴志军和梁晴（2020）[9]的研究，分别选取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力度指标衡量政府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和人员支持力度。其中，研发经费投入指标用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表示，研发人员投入力度指标用R&D人员数量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表示。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借鉴靳巧花和严太华（2017）[2]、王慧艳等（2019）[48]、梁炜（2020）[12]的研究，选取万人专利授权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指标衡量技术创新产出成果的多少。其中，万人专利授权数指标用专利申请授权量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表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指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表示。技术创新贡献方面，参考孙伍琴和王培（2013）[4]、张乃丽和李宗显（2021）[10]的做法，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指标衡量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度，分别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和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表示。上述指标中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5 技术创新对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作用的门槛与中介效应分析
5.1 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5.1.1 门槛效应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然而，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之间也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技术创新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某些制约因素影响其作用的正常发挥。根据门槛效应的原理，当门槛变量的取值分别大于或小于等于门槛值时，技术创新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存在异质性。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本文初步判断出口技术复杂度、社会消费水平等因素都可以对技术创新驱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过程起到制约作用。为了验证上述结论是否成立，本节使用各省份2002-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试图分析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模型的具体形式如公式(5-1)所示。其中，tradeit为本文被解释变量外贸高质量发展，innit为核心解释变量技术创新，Xit为控制变量，γ为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qit为门槛变量，分别为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社会消费水平。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本文借鉴代中强（2014）[110]、杜传忠和管海峰（2021）[71]的做法，利用各省份人均 GDP 和行业出口额数据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以衡量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与产业竞争力；社会消费水平指标则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
5.2中介效应实证检验
5.2.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的作用机制分析，技术创新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数字贸易发展效应以及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等渠道影响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为验证上述作用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78]的做法，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逐步回归检验。中介效应的具体检验流程如公式(5-1) 、(5-2)和(5-3)所示。其中，trade为本文被解释变量外贸高质量发展，inn为核心解释变量技术创新，Xit为控制变量，Wit为中介变量，包括产业结构、数字贸易和资源配置。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首先，检验技术创新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若β1显著为正值，说明技术创新的发展进步确实能提升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其次，分别考察技术创新对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若β2显著为正值，说明技术创新对该中介变量也存在正向作用；最后，将技术创新和中介变量一起纳入方程，在β1和λ均显著为正的情况下，若β2小于β1，则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说明技术创新确实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数字贸易发展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等作用渠道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
6结论及优化策略
6.2 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加快外贸高质量发展进程，我国政府后续应重点注意以下优化举措：
第一，加快创新驱动，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各区域层面上，技术创新均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开辟外贸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具体优化举措上，应加快发展新兴外贸产业，推动传统外贸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加速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应加快外贸品牌培育，大力培育行业性、区域性品牌，在国内和国际重点市场举办品牌展览推介活动，促进品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同时，加强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完善品牌管理体系，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对接欠发达地区，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覆盖范围，提供更加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
第二，继续加快落实外贸发展质量提升目标，促进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全面提升。由于外贸高质量发展是外贸规模、外贸结构、外贸效益、外贸竞争力等一体化的发展，我国政府在后续外贸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各子系统水平全面提升。具体优化举措上，应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强化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多平台的建设优化，不断扩大自贸区网络覆盖范围，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应优化外贸发展模式，发展高端清洁产业和绿色贸易，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推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应调整和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推进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和贸易大通道建设，逐步提高自贸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规模；应进一步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贸易等政策之间的衔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快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总之，通过上述优化举措，形成外贸规模提升、外贸结构优化、外贸效益改善、外贸竞争力增强的良好循环，从而不断夯实我国外贸发展的基础和进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