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在研究王林的过程中，笔者随着他的日记一步步走入其“内心”，也更加能感受到他的情绪与状态的变化。为此，值得一说的是，王林自从《腹地》受到批判，在检讨反省自己时纵然少不了痛苦与茫然，但又因为他一直对革命耿耿忠诚，在“更新”自己的过程中，纵有不甘与苦闷，但是拉长时间跨度后他的痛苦值实际是在递减，在此过程中他的情绪也由被动检讨变为了主动进取。
第一章 对西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
1.1 现场叙写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腹地》受到《文艺报》的批判，终归是该作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环境有违背之处，藉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王林自身什么样的文学观推动了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合”。笔者认为这首先与王林追求现场叙写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有关，他追求亲历事件的及时记录，而不是有距离感的审美。
独幕剧《火山口上》创作完成时间是1936年12月19日，但王林开始创作此剧本是在西安事变前，“双十二”事变的爆发正好启发了有着存史意识的王林如何给予此作结局。王林原计划将此剧写成悲剧结尾，张寒晖听过后极其反对悲剧收尾并给王林提出建议，“他认为抗日军官不能死，结局要有明确的出路，才是新写实主义。我回去了就写，对于结局还在苦恼。写了正好一半，爆发了西安双十二事变。于是我的矛盾解决了，就成了现在的收场。”②王林将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一幕写入创作中成为剧本的结局，这种“现场叙写”形式的运用也不愧王林自己在《<火山口上>后记》中说此剧本“原始地保留住了历史的真实”。
第三章 对作品“宣传性”与人物“理想化”分寸的把握
3.1 警惕功利性的人物塑造
王林的文学观中反对主题先行，在与梁斌论及小说和剧本的创作问题时，王林认为“凡以主题和思想为主的，都自然要走上宿命论的不自然的结局内，亦即专注意于故事，把人物安在那个命运般的故事框子内，而人物只成了抽象思想的号筒。这虽然也可能是写实的，然而是宿命论的唯物论”①。相比于预先搭建好故事框架然后把人物放置其中的创作，王林更注重人物形象，遵照人物自身的生活逻辑，他谨记了沈从文传授于他的“忘掉”一切影响创作的因素，按照自己眼睛观察到的人物本身的样子去塑造，就像他笔下的辛大刚，亦有阴郁的情绪，也会为情所困，也有个性中的脾气不好，与乡亲们拉家常中也只是一个普通青年，这些皆是王林按照生活经验中所观察到人和事自行发展的逻辑去推进情节，而不是考虑到需要宣传与塑造一个多么高大的人物。王林按照底层生活逻辑塑造人物，警惕宣传的功利性，这也是他在见证历史的当下及时性创作与事后根据文艺制度需要进行文艺评判的龃龉所在。
阅读王林的日记，会发现他多次记录下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即被认为专写消极的东西，这在王林看来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种成见。“他们对我皆有一种成见，说我专找有趣的不关重要的消极的东西。他们仿佛有此成见甚深。”①王林甚至因此被说“政治性不强”。宣传性一定程度上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拔高”，现实即便真实存在的一些现象，为了“美化”，需要对现实中的部分黑暗现象淡化甚至抹去。在宣传性之下，人物塑造自然也需要跟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以更好地服务于宣传，做思想的号筒。王林对这方面保持警惕，准确地说王林是在努力摆脱宣传带来的顾忌，写现实中亲自见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聚焦了部分看起来不太正面的形象，这并非是刻意写黑暗，只是他希望将过程中的这些艰难写出，将来事业成功后将其作为一份历史的见证。
第四章 青岛与冀中：自由与革命的双重思想资源
4.1 青岛大学与自由主义的影响
王林1930年8月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是国立青岛大学刚建校后的第一届学生。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梁实秋当时是外文系的系主任，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沈从文当时已是著名作家。1932年王林因为参加罢课运动被学校开除，王林在这短暂的两年大学生活里，学业上受到沈从文与梁实秋的影响最大。沈从文与梁实秋皆在不同程度上对王林的文学观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观念、写作技巧，对王林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后来几十年战火的洗礼、狂风暴雨的锻炼、改造中，并未完全消失，总会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与他信奉、并投身其中参与建构的“革命文艺”时有龃龉。
4.1.1 沈从文“纯粹的文学”、梁实秋“人性论”
王林对文学创作感兴趣，在青岛大学读书时能旁听沈从文的课，并且在创作初期就能得到沈从文的创作指导与鼓励，这可以说是王林的幸运。王林离开国立青岛大学后发表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曾依托沈从文的提携，如将短篇小说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和《国文周报》文艺栏中，王林的处女座《岁暮》发表在《现代》杂志1932年12月1日第2卷第2期上，得到沈从文的鼓励。王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是沈从文为其作序，这一切对于刚起步的文学青年而言极其难得。一个刚开始创作的青年得到有名气的“大师”指点与看好，是难得的，而正因为难得，对王林创作时所产生的影响才比较深刻。尤其是他在沈从文小说习作课上学到的先忘掉一切妨碍创作的因素再进行创作，“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①这种忘掉一切干扰因素的文学观对王林受到《文艺报》批判之前的创作影响最大，体现在王林的小说中最鲜明的一点便是他对“宣传性”的警惕，直到1942年他创作《腹地》时也是纯粹从自己的文学观出发，是他前期的这种“忘掉”妨碍创作因素注重小说艺术纯粹性文学观的延续。
4.2 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文化熏陶
4.2.1 对革命文学的坚定选择
王林因领导同学闹革命被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逮捕时逃离青岛大学，先后到上海、济南、南京、北京、西安发展革命，最后回到冀中便再没有离开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王林自身的革命经历里的影响，加上革命根据地革命氛围的熏陶，让王林的思想中坚定了对革命的选择。王林在如是中学时就因带领同学罢课而开除学籍并被国民党侦缉队以“共产党嫌犯”的罪名关押了一个多月，可以说“革命因子”在王林就读中学时就爆发了，再次回到冀中看到家乡新气象时，“我觉到一种慰快，一种清新的感觉，并有一种未来新生活状态的预感”①，在这样的情景下王林欣喜地投入到新时代的浪潮中。王林心中一直有对文学与创作的热爱，加上王林已入党多年，既是作家又是党员革命者，在不同阶段，这两种身份之间既有协调又有矛盾，在剧本创作与小说创作中这两种身份的纠缠也有不同的表现。
在国立青岛大学求学期间受到沈从文、梁实秋等自由主义派的文学观的影响，回到冀中革命根据地后，家乡新的革命气象又在一定程度上迭代了王林的文学观。几年后王林觉得文学启蒙导师沈从文的作品缺乏新景象下的革命气息，觉得沈从文的文字“不够味”，以至于他觉得“令人感到不够，然而可能看到那时代跟我们这时代多么不同啊！”①王林既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又长期接受了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文化熏陶，青岛与冀中是王林生命历程中对自己文学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地域，在冀中的时间要远远久于青岛，这让王林的主线文学观偏向于革命文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腹地》的遭遇给王林带来的打击，让王林的文学观有几分激进地朝着革命文艺的路子发展。
结语
王林长篇小说《腹地》的独特遭遇，带给作者悲剧性的命运，不仅是在艰苦环境中倾注心血创作的《腹地》被下架停售悄然打入冷宫，而且此后他在痛苦、矛盾、困惑但又坚定中进行着对《腹地》长达三十余年的修改，这对一心追求文学事业上成功的文学热爱者，可谓重创型打击。《腹地》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受到《文艺报》严厉批判的长篇小说，这一事件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个案研究价值。在政治生态大背景下除了个人难以控制的外界大趋势外，王林自身的文学观与小说美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他的悲剧性命运。王林与他的《腹地》事件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性，对他的文学观与小说美学追求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进入王林真实内心世界，更好地理解王林，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个人与历史的互动。
对西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让王林的长篇小说多了份实录，也让他的文学观中更加倾向于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及时记录，在这个过程中王林现场叙写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得以凸显。相比于政治影响，在王林的小说创作中，他眼中的事实占据了更重要的份量，对个别现象不满的情绪也难免流露于文间，为此给他人留下擅长写黑暗的印象。王林具有极其强烈的存史意识，这不仅是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日记中。王林的日记不仅颇为详细，而且时间跨度长，一直坚持写日记直到离开世界那一天的进手术室之前，颇为壮观的个人日记是他存史意识强烈的鲜明印证。对西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与强烈的存史意识，让王林的文学观与小说美学追求中多了份对宣传性的警惕，小说中对理想人物的塑造也跟主流所倡导的有一定差别。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