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近年来，随着劳动问题在公共领域受到的持续关注，越来越多的劳动主体开始思考劳动价值，以及发生在当代年轻人身上“996”“内卷”“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等现象，都像打工诗歌在时空中的宿命回响，可见“打工诗歌”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具有强大的能量，能引起读者长久而广泛的共鸣。
绪论
3.1研究现状
打工诗歌是新世纪初的研究热点，打工诗歌研究的特殊性在于批评与创作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对打工诗歌的批评不仅具有判断、定位的意义，也具有塑造的意义。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动用不同的理论资源、以各自鲜明的批判立场对打工诗歌进行了多向度的研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特点。总体来看，打工诗歌的研究出现明显的“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分野的格局，并且主要研究工作是进行价值判断。近年来研究界出现了从文本到文化的研究方式，从更深入的层面以文化政治、身份政治、情感政治等角度研究打工文学，然而具体到劳动领域的情感政治研究则基本空白。
第一，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的二元对立格局。打工诗歌前期的研究呈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依托“底层写作”“新左翼”“人民性”等理论资源对打工诗歌的伦理价值进行肯定，并以此为由认为可以原谅打工诗歌作品美学上的粗糙，例如《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开辟的“在生存中写作”专辑中刊登的文章：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柳冬妩的《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精神际遇》、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和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这些文章都对打工诗歌的社会价值表示肯定，并认为底层写作填补了文学的伦理道德焦虑。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打工诗歌“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之间的矛盾不是那么容易调和，钱文亮的《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期）一文也质疑文学界对打工诗歌的评价存在于主流迎合的倾向，并表示警惕诗歌再次屈服于新的工具论。吴思敬在《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中认为对打工诗歌的评价不能以“题材决定论”忽视其美学上的缺陷。二是认为打工诗歌不仅具有伦理价值，美学价值也不容忽视。例如李云雷《“新工人美学”萌芽的可能性》（《天涯》2014年第2期），他认为打工文学不应以精英文学的美学原则作为批评标准，应该建立“新的美学原则”，这背后关系的是文学话语权问题，也说明研究视野进入到文化政治的层次。
第三章劳动形态与打工诗歌劳动抒情的意涵两面性
3.1劳动的两种形态：对象化劳动与异己化劳动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而劳动的发展具有一个从对象化劳动到异己化劳动再到对象化劳动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劳动具有对象化劳动和异己化劳动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是劳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历史的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对象化劳动直接推动历史进步，而异己化劳动则暴露出社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批判、克服和超越来找到历史的积极走向。
具体来说，对象化劳动是指人类按照自身需求将自在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的劳动，是人类劳动力量的彰显，是劳动创造性的确证，在此过程中人类可以感到自身的存在意义，是劳动积极本质的表征。“劳动是人和自然的能动关系，是新世界的创造，其中包括人自身的创造（在马克思看来，和手工活动或艺术活动一样，智力活动当然也往往是劳动）。可是，随着私有财产和分工的发展，劳动失去了它作为人的力量的表现这种性质；劳动及其产物僭取了一种与人及其愿望和计划相分离的存在”①。此时，劳动成为一种异己化劳动，“即有转化的活动、过程、状态的情景，更有转化而来的性质的变化，有明显的丧失含义；即转化后处于外在的、孤立的、对立的性质和地位。
第五章打工诗歌劳动抒情的诗学生成
5.1公共性：劳动抒情的诗学基础
“要是一首诗可以带着‘现实感’把作为他者的风景呈现给读者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首诗具有诗歌特有的‘公共性’”①。使用具有共通感的语言，展现具有现实感的风景，唤起人们关注、参与、介入的行动的欲望，即诗歌具有公共性的条件。姜涛认为，诗歌的公共性“并非等同于影响力的扩张，更无关时下流行的‘圈粉’策略或眼球经济，也不单纯指所谓文学的‘介入’，将诗歌写作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保护运动做表面衔接”②。因此，诗歌内部的公共性应该通过语言呈现出不同的风景，为不同群体的人群提供一个可破除自身原有认知的机会，进而尝试分享共同的难题。
5.1.1劳动感受的“共通感”与文艺的“普遍性”
当打工者想要在城市扎根的梦想受挫，诗人以乡土经验观照城市，将城市作为文明符号来批判，此时，打工诗歌对城市的抒情可以说是一种否定性的苦难抒情，乡村则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审美空间，唐以洪写道“异乡是一只手掌/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滚不出他参差不齐的指缝/——那就滚回故乡吧！和我一样躲在记忆里/慢慢修补被撕扯得漏风的人格和尊严”①。“记忆”二字表明故乡作为符号存在，并非是一个实体空间。实际上，诗歌中给予作者安慰的故乡在现实里并不一定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诗人自己也说“想要滚出贫瘠与封闭纠缠不休的/乡村，想要滚出个人模人样”②。因此，新工业时代的乡愁抒情要面临的问题是：作为没有被故乡留住的人，打工者会以怎样的情感面对一个不想回的故乡？
5.2身心协调：劳动抒情的写作机制
1919-1920年，在五四时期新青年群体中曾流行过“新村实验”，他们提倡打破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界，提出“新村实现！艺术复活！”③的口号。有学者认为劳动与艺术之所以能被相提并论，是因为劳动与艺术“都包含了一种最基本的冲动，那就是克服现代社会分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恢复某种灵肉合一的完整人格。”④这也就意味着，劳动本身存在艺术化、审美化与诗意化的可能。八十年代，李泽厚也试图论证劳动本身具有克服异化的功能，劳动者可以重新在自由的、丰富的、创造性的劳动中感受到满足。然而打工诗歌证明，并非劳动具有创造性的自由时才会产生诗意，恰恰是劳动与审美断裂的时刻产生了诗歌。
5.2.1郑小琼式“忧伤与安慰”的美学转化
写诗作为一种行动，一种创造，打工诗人的身份使得我们开始关注“劳动”与“写诗”这两种行为的积极辩证关系。郑小琼的诗歌《在电子厂》的抒情主体有意展现出个体感受的区别：“冬青低矮似流水线工人，低头忧郁地/走过，暴雨冲刷着生活的尘埃与不幸/他们谈论着数年未涨的工资，他们谈论/跳槽，双休日，加班费，她们谈论着/欲望，喜悦，悲伤，但她们绝不会/像我一样，沉浸在莫名的自卑/谈论着人生的虚无，细小而无用的忧郁。”
结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消退之后，当代诗歌便重新回到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坚守着以“无限的少数人”为代表的精英文化阵地。然而，新世纪以来，仅从诗歌创作现象来看，诗歌失去了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却涌现一重接一重的诗歌现象。“羊羔体”“梨花体”“下半身写作”“地震诗歌”等不乏对热度的追逐，也显示出当代诗歌面目的“模糊”与“含混”，其中多数诗歌作为热点都昙花一现，而“打工诗歌”不仅涌现了郑小琼、许立志、郭金牛等一批优秀诗人，其创作在当下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并以“新工人诗歌”“新工业诗歌”的面目呈现出仍在增长的潜力。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打工诗歌区别于其他诗歌现象并得以持续发展的诗歌特质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诗歌谁能引起更大的热度谁就更值得关注，而是说打工诗歌蕴含的诗学潜力或许能给当代诗歌带来新的启示。
打工诗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从初期强烈而泛滥的感伤抒情诉说着作为底层人的苦难，到如今逐渐拥有作为劳动者真正的文化主体性，其中经历了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价值、经济体制、人文思潮等各方面的塑造。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代价的承受者，从抒情内容方面来说，打工诗歌在劳动抒情的代际变化、价值困境等方面记录着打工者复杂的劳动情感，从诗歌艺术方面来说，打工诗歌是站在诗歌大众化的延长线上，从公共性的角度激活了民主诗学、群众艺术等历史资源，并在新工人艺术团的多样文化实践中呈现出民主诗学在当代的崭新面貌，具有极大的语言艺术潜力。从审美方面来评价，初期的打工诗歌较为直白浅露，但真实地记录了打工群体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随着创作的多年积淀，打工诗歌涌现出陈年喜、郑小琼、老井、许立志、郭金牛、杏黄天、池沫树等佳作颇多的诗人，这也是打工诗歌获得巨大关注时期被讨论较多的诗人，最近几年，打工诗歌的创作仍未断绝，并出现了王计兵、曹会双等优秀诗人，以及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小海、李明亮、郭福来等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