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文主要以战时（1937－1945）在黔知识分子为切入点，呈现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消费生活图景，并对此作出思考和评价，最终为贵州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1 绪论
1.2 研究现状
历史地看，关于中国抗战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研究前方和敌后的多，研究大后方的相对较少。新世纪以来，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引入以及学者的蓄力关注，使抗战大后方日渐成为研究显学。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关注五个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教育，而消费生活作为一种驳杂存在，与上述五个方面皆有关联。截至目前，涉及战时大后方消费生活的研究主要以伴生性研究成果为主，其中将贵州作为切入点，研究黔地消费生活的专著或论文更是乏善可陈。因此，为了尽可能的勾勒出学术史脉络，本文在回顾时，将着力点放在了整个大后方。整理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经济、社会、文化中有关消费生活的研究
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学文化问题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从经济的角度讲，大后方的经济支撑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2008）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从物资战和货币战这两点上，探究二者的联系与影响。此外，还有两部重要的专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纂的《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91）与寿进文的《战时中国物价问题》（1944），他们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交通运输、土地田赋、粮食生产、缉私金融、城市建设、商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让我们从诸多角度看到大后方消费生活状况。此外，也有从国外视角解读大后方的文章，例如周思邑的《西方媒体视角下的抗战大后方形象——基于1936-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的解读》（2018），通过对国外杂志的挖掘对大后方生活有部分涉及，作者认为：经济上，抗战大后方是战时的经济命脉和战后的复兴基础。
3 消费生活及其文学表现
3.1 文人的认识与思考
战争并没有后方可言。只要是战时，任何地方都不是安全之地，即便是国民政府所谓的“大后方”也同样如此，颠沛流离与动荡不安是彼时的日常。这个时候，平日里不受人关注的经济开支成为文人生活的中心问题，各路文人自觉不自觉的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上了流水账；轰炸与空袭是挥之不去的阴霾，仿若利剑悬挂于上空，生死离别在此时格外醒目；几番折腾文人的钱包空了，生存挣扎在这里愈演愈烈；心性疲了，绝望过后文人对当局对战事的态度反复出现在笔下，从持有希冀，到后来失望讽刺、斥责当局，即便生存动荡不安颠沛流离，依旧心系战事一致抗敌，祈求抗战早日胜利，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以今人的眼光去回看历史过程，尽管当初他们有诸多不愿意，有诸多困难，有诸多纠葛，但这样一批文人于抗战期间来到大后方，对大后方展开了漫长的、深入的体察，他们有意无意间的记录或思考确实为大后方注入了新的动力。
就贵州道上的行旅食宿而言，首先是入黔的艰险，其次才是入黔的花费。于贵州而言，其僻处西南，偏远的地理位置，后进的文化，使得它一直给人以模糊的印象。民国以前，这里一直是流放之地，黔途崎岖，九死一生，蛮荒未开，教化不通。入黔多艰，这在古今文人的入黔之路上多有描述。唐时李嘉祐诗曰：“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②，明时王守仁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③，清道光年间，郎葆辰出任贵州粮储道，宦游黔中也将自己所见所闻浓缩在诗里：“所到无非成瘠土，此间不合有贪官。层崖马上愁泥滑，荒店人来话夜寒。”④川黔道上艰难险阻可见一斑。
4 消费生活书写的文化解读
4.1 消费生活与文人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就是文化认同，尽管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许多东西难以呈现，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在大后方一定经历了复杂的身份认同迭代，但他们对于日常消费生活的记录从侧面再现了内心的认知态度。消费生活，作为现代社会中个体表达自我、展示身份的重要途径，与文人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文人，作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审美追求的群体，其身份认同往往通过消费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得以体现。消费生活对文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还体现在其社会交往中。文人往往通过消费活动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共同分享消费经验、交流文化心得，进一步强化了彼此的身份认同。此外，消费生活也为文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和个性的平台，他们可以通过创作与消费相关的诗歌、散文等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贵州文化是一种“杂”文化①。“杂”即特点，是相对于某种比较单一的文化而言,它既不同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那种典型的汉文化,又不同于北方独具风貌的塞外文化,既不像江南文化、闽粤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那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不像新疆的西域文化那样富有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征,更不像西藏那样有民族特色鲜明的藏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交融混杂，贵州特有的杂文化氛围，给在黔文人带来多重文化体验，进而引发身份认同问题。
4.2 消费生活视域下个体生命的再发现
物价攀升引起生存挣扎，此时作家群体对自身消费生活的自觉关注是对最基本生存权力的正视，他们不再只喊一些“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口号，口号压倒一切是对自身权力被剥夺的漠视。须得意识到，人活着首先是物质上的存在，按马斯洛需求层级，首先要得到物质保证，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矛盾也就是何怀宏所说的“沉重的肉身”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沉重的肉身，因为这种肉身的存在，就产生种种人类的有限性。⑤对人们肉身性的深刻体悟与深切怜惜，无疑是灵魂崇高的一个显著标志。个体固然可以奋力挣脱肉体的束缚，然而，在考量社会制度架构和普遍伦理规范时，我们必须对人们肉身的这种局限性给予充分的关注与尊重。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找总是优于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都是一个权力提取和集中的过程。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但又沦落到国家民族中。“民族国家”的强制认同，等同于将自我全然奉献给国家，其后果必然是民族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规划时，不可避免地会介入并影响个人的生活及其日常细节。由此产生抗战时期那种追求集体主义、文化凝聚的时代氛围。第三章所提到的保障运动，则是对沉重肉身的正视，是抗战时期诸多文艺运动中唯一指向作家群体自身利益的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保障一个特定群体的利益，而特定群体的利益能够从高度统一的民族大义中分离出来单独寻求保障，本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它之所以能被发起，意味着传统的君子远财货、君子固穷等观念的扭变，在最基础的消费生活得不到保障之后，“个体”逐渐发现自己，正视“人”作为动物，有着最基本的“物性”的一面。
结语
于贵州而言，这是现代文化与贵州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合，这次大迁徙，无论对全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还是对贵州文化的更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巴金、丰子恺、张恨水、金克木、钱穆、竺可桢、茅以升、叶圣陶、施蛰存、臧克家等新文化人云集贵州，给贵州带来了新的知识与文化，更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人才，留下了“带不走”的精神财富。而贵州则以它独特的文化给这些山外人以发现的惊喜与全新的滋养，在潜移默化之中，他们的艺术观念，以至笔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显示出一种新的风貌。
贵州的大山“容纳了、保护了大量文化人，同时又以自身特有的文化特色影响了文化人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交流、人员的流动，在改变了贵州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他们初步建立起了科学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和民族的概念，对贵州人民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变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和更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①同时，钱理群在“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上指出贵州历史上曾有三次“发现”，第一次是徐霞客游记，第二次是日本人鸟居龙藏路过贵州，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内迁。就发现内容的规模与数量来讲，第三次远胜前两次，它从文化、政治、经济、山水自然上对贵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立体的发掘。拉康的“镜像理论”告诉我们：“自我”建构于“他者”，于是在“看”与“被看”中，贵州形象得以构建，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贵州，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入黔伊始，他们为黔地民生之艰而震撼。入黔途中，他们看到黔地百姓的日常，自身投入到消费群体中，引发出自觉的文化思考。正是他们的多维参与，使得被遮蔽的贵州显露出来，他们有意无意间的记录或思考为大后方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