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论文以徐则臣小说中的“京漂”书写为选题，分为三章：人物形象、空间营构和叙事特征。侧重于从文学内部研究的角度对徐则臣“京漂”小说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探究，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兼顾外部研究中的城市文化、社会结构、时代特点和作家理念等方面，对其相关作品进行由内而外的剖析解读。
一、徐则臣小说“京漂”书写的人物刻画
（一）边缘“京漂”人的群像塑造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概念，在此可以引来对徐则臣“京漂”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入探讨。徐则臣在作品中塑造的办假证的小商贩形象例如边红旗、姑父、敦煌、子午等，还有经常作为潜在叙述者和主人公的赴京求学的知识分子形象例如木鱼、初平阳，这些都是其“京漂”系列小说中塑造的“圆形”人物的代表。这类立体化和多面性的主人公难以用单纯的好人和坏人进行粗暴简单地划分和归类，他们的性格行动需要结合时代，深入人性的体察。这也使得他的“京漂”叙事更加丰富生动，具体可感。这在与现实生活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同时也具备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徐则臣还通过刻画在大都市一系列轨迹各异的迷茫女性形象来丰富“京漂”世界的人物画廊，例如沙袖、西夏。他们几乎都是具有复杂性格特征，他们的性格在形成发展和变化中与情节的演化共同推动故事的进行，无疑是“圆形”人物的表征。徐则臣步入文坛伊始就孜孜不倦地构建自己独特的“京漂”文学版图，为新时代的京漂书写文学人物画廊补充了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他在“京漂”系列小说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突破在于其对人的刻画描写不仅局限于假货售卖者、卖艺者这样的底层人物，还纳入了中高收入阶层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置于同一层面下进行整体观照，使得“北漂”的人物群像更加立体丰满、全面且生动可感。
二、徐则臣小说“京漂”书写的典型空间场所
（一）典型空间场所的设定
“京漂”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地理空间场域数量较多，类型丰富，其中大多数为都市标志性区域、建筑群或“京漂”人的生存活动场所。这些空间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也是“京漂”们耳熟能详的栖息地。徐则臣在刻画京漂人物及其生活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其活动的空间地域进行提及，并通过对空间的刻画和设置来彰显人物漂泊的命运和动荡不安的心理。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都市空间营构，包括主体经常活动的具有流动性的公共空间、边缘化的个人生存空间以及一些独具特色的高新区域的加入。这些典型的地理空间和特色场域都在叙述中服务于一个个的“京漂”情节、反复帮助塑造了徐则臣“京漂”书写中出现的典型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小说叙事的主导和引领。
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将流动性用于解释历史和时间的现代性特征。而徐则臣“京漂”小说中则对空间，特别是高频出现的公共空间赋予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特点，即“空间常常在时间的裹挟之下被批量消灭和生产，由此动摇人们在熟悉的空间中的安定感”[1]，“京漂”作品中流动性的公共空间对应的是多变的生活型态。在《王城如海》《夜归》《天上人间》《三人行》《耶路撒冷》《我们在北京相遇》等“京漂”系列小说的情节里都曾涉及到火车站的情节。北京的公共空间是相对于漂泊者个人化的家庭空间而言的开阔地域，它为“京漂”人物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范围与相应的从业机会，他们经常出没的且具有流动性的公共空间也与更复杂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空间的广度越大，漂泊之人也越容易迷失其中，在无数的可能性中沉溺徘徊。
三、徐则臣小说“京漂”书写的叙事特征
（一）幽默生动的叙事语言
徐则臣自步入文坛以来就在语言上保持着沉稳大气，健朗明畅的风格，“京漂”小说中的叙事语言不仅延续其一贯的文学写作风格，而且也灵活多变地运用了多种叙事表达语言，使得“京漂”作品在叙述、人物和艺术描述性语言建设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科林伍德指出：“作家也只有在对词汇有所选择并具一定语调的情况下,才会发表自己的思想,这种选择和语调表现了他对这种重要性的感受。”[2]徐则臣的小说语言是研究者在研究中较少触及到的领域，精确到“京漂”系列小说语言的特色和风格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节旨在通过对徐则臣“京漂”小说里语言的运用和选取来为其作品主题意蕴和创作技巧的理解开一扇别样之窗。徐则臣在进行“京漂”书写时，明显地区别于先锋小说在语言方面表现的奇崛和另类，他没有将语言当成一种叙事的游戏，而是谨慎地处理和提炼这些能够发声的语言，并在态度上从容沉稳，对其充满信赖。在“京漂”系列小说中展现出质朴而从容、冷静却蕴藉、幽默且松弛的兼具多方面表达效果的语言风格。他“京漂”书写语言方面的特点可以分为两类，即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叙事语言的艺术性。他在书写北京的小说中每当叙述特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日常活动时，采取了一种艺术修辞化的加工处理，多用比喻。而人物语言多采用幽默打趣和调侃揶揄的语式语调，更是引用了丰富的民间语言，这不仅使得他的“京漂”书写给读者一种忍俊不禁的阅读体验，更在幽默之余产生了意在言外的丰富表达效果和充满意趣的内涵，整体上呈现出脱胎于社会生活的生动娴熟风格和独特的叙述格调。
（二）丰富独特的叙事模式
徐则臣小说“京漂”书写中存在着丰富且独特的叙事模式，这些叙事模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立体化地推动了叙述的进行。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个传送情节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2]而功能性和倾向性兼备的叙事视点在徐则臣的“京漂”小说作品中往往分衍为叙事角度、叙事者和叙事维度等多元属性的基点推进叙述的发展。徐则臣小说中“京漂”书写的部分采取了“零度情感”的叙事角度，运用叙事者的分裂转化和双重叙事维度的交织来建构自身的写作伦理，使得小说中“京漂”书写的叙事方式和叙述模式更加独特多元，围绕“北漂”来表现和植入各色内容题材。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较早提出“零度叙事”的概念，这种叙事特征和叙事者姿态也体现在徐则臣对“京漂”文本建构中。“零度叙事”指的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作家的主观性缺席，对描写对象不做任何情感倾向与价值立场的流露。徐则臣在“京漂”叙事中采取从容克制的零度叙事，这种叙事策略的选取固然是为了服务于他书写底层的现实主义表达需要。
结论
本论文以徐则臣小说中的“京漂”书写为选题，分为三章：人物形象、空间营构和叙事特征。侧重于从文学内部研究的角度对徐则臣“京漂”小说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探究，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兼顾外部研究中的城市文化、社会结构、时代特点和作家理念等方面，对其相关作品进行由内而外的剖析解读。徐则臣的“北漂”系列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遵循着出走与漂泊、归返及乡愁、成长找寻的命运模式，他在刻画了一系列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群像，包括闯荡江湖的假证贩子、攀高求学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轨迹各异的女性三类形象的基础之上，对人物的精神等内在心理进行了进一步的描摹。其中，徐则臣小说中的“京漂”书写不仅昭示了现代人流浪漂泊的精神困境和归属不明的身份焦虑，还善于从小人物入手，书写温情流露的日常生活和“信和执”的独特理想主义，这无疑开辟了北京底层叙事的新维度。在空间建构上，无论是世态万千的火车站，还是容纳悲欢的出租房和标本意义的中关村。它们作为主要的空间场所具有一定的暗示和隐喻作用，同时，在小说中整个北京可以从政治、历史和艺术审美三方面进行观照，使得“京漂”小说的空间叙事在现代与历史共融的语境中获得丰厚的意蕴，拓宽了城市书写的审美内涵。叙事特点方面，徐则臣在“京漂”书写中选取了幽默生动的叙事语言，包括个性的人物语言、隽永的语境和民间方言；运用了丰富独特的叙事模式，包括“零度情感”的叙事角度、叙事者的分裂转化和多重叙事维度的交织。作品中也包含了多重意象的隐喻，包括自然气象方面的沙尘暴及雾霾、食物意象方面的水煮鱼和麻辣烫、行为病症方面的神经衰弱和跑步。作品呈现为充满弹性叙事张力，包括叙述张力里的多重组合，谜团设置中的弹性空间和省略留白的叙事美学。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