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哪里有？本研究对沉樱小说的研究以女性视角分析为主，分析其女性人物形象、女性婚恋心理与女性意识，同时，也研究其小说的叙事策略和艺术表述，探讨沉樱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
第一章在时代缝隙中自述
第一节沉樱小说的“自叙传”“抒情”印记
从沉樱14岁开始，就对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非常喜爱，特别是1923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这部小说集里，有诸如志贺直哉、佐藤春夫等日本私小说代表作家的多篇作品。也就是说，沉樱直接地接触到了五四时期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源头之水”，她的创作也具有鲜明的“自叙传”“浪漫抒情”的印记，并且一直影响着她后期创作的婚恋题材小说。这里要说明的是，自叙传小说与自传不同，前者是虚构性质的文学作品，后者是作者讲述自我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是二者又有显而易见的相关性，自叙传小说必然包含着与作者自身经历有关的部分，讲述作者的生活经验、思想情感等，下文中将这种特点称为“自叙传性质”。
在沉樱《喜筵之后》的自序中，她这样写道：“一切，一切，都是在继续地变迁着。这时的心情，将来也许会消灭得毫无踪迹。在这种，这种心情，可咒诅的，或是可纪念的，是埋葬着，保留着；那么，至少在我，这本集子不会是无意义的东西”[1]，这个自序表现出沉樱的两个写作追求，一是写作是为了抒发各种各样的心情，二是写作是写出一种个人化、私人化的体验。这与郁达夫写作的追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这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2]，“除了自己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3]。可以看出二者共同的创作心得，写作的内容是取材于作者自身或者身边的经历，是作者个人经历或内心情绪的真实记录，具有浓厚的自我主义色彩，同时，注重情调的感染和情绪的抒发。这一点，在文本中有更多的佐证。
第三章空间维度下的困境表达
第一节公共空间：独立意识的生成
中国的女子教育以鸦片战争后允许西方进行传教和办学为始，以五四之后开放学校女禁为完善，呈现渐进式发展的态势。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冰心、谢冰莹、丁玲、沉樱……她们乘上女子教育发展的快风，完成了从《旧雨》中的女学生到《一个女作家》中的女作家的蜕变，沉樱的《旧雨》《喜筵之后》《爱情的开始》《女性》中那些具有文学理想的女学生，就是生长于这种时代的背景中，在沉樱的小说《旧雨》中，这些女学生、女性知识分子就作为和主人公对照的角色或背景出现，如：
这是一个女子中学的宿舍，虽然已经放了暑假，可是里面住着的人似乎不少，不时仍有活泼快乐的谈笑声传来。
外部环境的转变为女性离开“家的封闭空间”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路，“我的能免于成为一个官场里的候补少奶奶，因此终能获得出洋读书的机会，却不能不说是靠了这进学校的一点努力”[2]。走进“学校”意味着从旧家庭这个封闭的室内空间走向了开放的、多元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在实际的意义上聚集、沟通了一批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女学生，她们彼此影响、互相照应，形成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气势。
第五章反讽：超越困境的解答
第一节《两只面孔》：梦里梦外的双重解码
《喜筵之后》和《爱情的开始》已经初步展现出了沉樱优秀的反讽天赋。这两篇的篇名即是一个绝佳的反讽，米克在《论反讽》中这样给出结论：“第一，反讽要求表象与事实相对立或相龃龉；第二，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越强烈，反讽越鲜明”[2]。“喜筵”通常代指“婚礼”，象征着亲密关系得到了法律和传统的承认，“爱情的开始”也常常与爱情甜蜜美好的一面相关联，但是小说的内容恰好与题目呈反义。
而在《两只面孔》中，沉樱展示了更为辛辣的反讽力道，全篇主要运用的就是戏剧式的反讽，特别是人物心理和人物行为之间的对照，同时，由于引入了“梦”的表现形式，小说在梦里梦外设置了一道假象，鼓励读者进行双重解码，在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达成一种阅读的快感。
在小说中，男主人公玄之对妻子的密友张女士早就心猿意马，但是他的行为却有着自认的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小说一开始，就用玄之在街上鉴赏“那些时髦女人的活泼而且肉感的腿”[1]的画面勾勒出一个猥琐而卑怯的男性形象，这之后玄之在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太太要半夜才能回家的前提下，唯恐来家访问太太的张女士要告辞，于是不断慰留，甚至提出二人在傍晚去逛公园的提议。同时，他在内心把自己这种撩乱毫不客气地推罪在妻子身上：“这种意识是被妻启发着而又压迫着”，对自己越轨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合理化的修饰：“至于女子仿佛那家务的关切和子女的爱护是可以补偿那爱情的损失。但是男子呢，他感得爱的恐慌，又受着压迫的苦闷，好像婚后的男子便应该完全摒除于爱的范围之外，连一点妄想的追求也都绝望了，只变成了机械般的按时往返的无情趣的家庭和办公处之间”[2]，又把自己的意动怪罪于张女士的“本能的施展诱惑”。他嘴上不住地说着“恋爱应该勇敢”，只需要彼此相爱，但是却惧怕着游人的目光而拉着张女士躲到角落，急切地想要拥吻。最巧妙的是即将拥吻的时候，玄之的梦突然醒了——原来，之前与张女士的暧昧约会，是玄之的一场梦。
第二节《女性》：直面不可避免的荒谬
1929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女性》，在表达的隐曲性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沉樱的小说，一般都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较少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除《女性》外，只有日记体短篇小说《生涯》和书信体中篇《某少女》两篇，它们都是聚焦女性心理的细微变化，或是写出少女热情的心境，或是关注女性自厌、颓废的精神困境。而《女性》则是沉樱小说中唯一一篇以男性主人公为第一视角写作的短篇小说，从这种特殊性来看，就首先值得关注。
《女性》一开始塑造的这个丈夫的形象就具有十足的迷惑性，他与妻子的相处之中总是甜蜜、热烈，在作为丈夫的“我”的描述中，“我们的那种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乐趣的生活，不只在现在的回忆中，就是在当时也常感到‘再无所求了’的满足”[1]，妻子在丈夫的眼中是“爱娇”同时又“闪耀着智慧之光”，常常使二人产生不能自制的拥吻。但这样的美好生活，被妻子有孕的消息终止了，妻子被怀孕折磨到精神病态，在贤妻良母的天职和文学梦的理想之间痛苦挣扎，而与此同时，“我”自认为“恳切的安慰”，实际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也觉得没什么”的自在安闲。
在话语的对照间，读者能够捕捉到表象和事实之间存在的偏差，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视角和准则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解释了为何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时生发着矛盾感，看似对妻子的无限包容和理解，实际上“我”内心对妻子行为的判断却是“她对于这命运的支配，始终不能安然处之”，对妻子可能到来的处境，报以简单且敷衍的安慰：“即便生了小孩，也不会怎样不便的”。
结语
沉樱的小说，自首部作品《回家》以来，在叙事模式和体裁选择上，就一直有着浓厚的“自叙传”抒情色彩，如她日记体小说《生涯》，书信体小说《某少女》。从她小说的内容情节来看，也一直书写自己的事和身边人、身边事。“五四”自叙传抒情小说对沉樱的影响可谓深远，而正是这种浓厚的个性色彩，使得沉樱的创作总是有“内倾化”的趋势。她的写作，就像她的自序中描述得一样，是一种“对自己而言有意义”的写作，宣泄内心苦闷的情绪、不解的迷茫，将痛苦化作力比多宣泄在故事中。所以，沉樱的小说里人物的“精神困境”，实际上也是她自己的困境与迷茫，更是那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知识女性的困境。因此，本文结合1920年代的历史背景，从沉樱小说的“回家模式”论述了其小说中的三类人物形象：初醒者，归家者，离家者。接着从空间维度分析了其小说中的困境表达，公共空间、室内空间的变化以及这种空间的嬗变对小说中人物精神困境的影响，实在的物理空间与人内心的空间形成对应关系，空间紧缩折射出人物心理的紧张、焦虑和痛苦，通过弗洛姆的心理学角度分析人物心理的表现，女性不完满的个体化进程使得两性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共生关系，在文本中表现为危险的反伦理欲望、不平衡的两性关系、女性“自虐式”的行为等。面对这种精神困境，沉樱用反讽的姿态试图做出超越性的解答，比起许钦文、彭家煌等作家创作的讽刺性婚恋小说作品，沉樱的反讽更加隐曲、含蓄，避免了过分的简单化和过强的说教意味，让观察者在阅读时产生了居高临下感、超脱感和愉悦感。正如同米克引用《反讽：心理学研究》中的一段话：“从我们的理性角度来看，存在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正是意识到了人生不可避免的荒谬和必然走向的悲剧性结局，所以采用反讽的方法“使人凌驾于幸运或不幸、善与恶以及生或死上”。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