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本文主要处理德国新兴思想家韩炳哲关于权力的思想。在当今数字化与媒体普及的背景下，他对社会现状及个体精神状态的洞察细致入微，他在著作中主要探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相应的社会问题，深刻阐述了如何由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社会向绩效社会转变，并且在他者消失的情境下，个体如何转向无休止的自身斗争与消耗。
第一章绪论
三、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学界类似，国际学界对韩炳哲的权力思想的专门研究几乎为零，这与他其他思想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大相径庭。我们只能从对韩炳哲的整体研究入手，形成一个对其思想地图的整体性认识。
韩炳哲本人很少在社交媒体上露面，这与他的著作广受欢迎的状况大相径庭。在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采访中，他更多是在重述自己在书中已经表达过的观点。例如在接受Art Review的采访时，他简要介绍了新作《非物》的观点：物的时代已经结束。地层秩序（the terrane order），也即地球的秩序，是由拥有恒久不变的形式且为人类栖居提供稳定环境的物品组成的。而今天，地球秩序已经被数字秩序所取代。通过信息化，数字秩序让世界变得不再那么的可感。“非物”正在从四面八方侵入我们的周遭，取代物品的存在。“非物”即信息。20在接受EL PAS采访时，他则提到了“非物”与超生产、超消费、精神政治学、自恋主义和仪式的消失等之间的关联，以及他本人思想与福柯、海德格尔等前辈的关切21。
学界对他的研究多以介绍、比较为主。卡罗琳·阿尔芬认为，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里的数字系统和大数据在新自由主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来实现更高的生产力，而这种观点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不同，后者主要关注身体层面的控制。在他看来，尽管韩炳哲认为生命政治学已经过时，但福柯关于权力内化和自我规训的观点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强调通过管理群体的健康和福祉来实现控制，这一观点可以为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学提供重要线索。
第三章隔绝的前厅与绵延的空间——韩炳哲对施米特的阐释韩炳哲与施米特何干？
一、肯定还是否定
韩炳哲直接引用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中提出的最知名论述“谁决定例外状态，谁就是主权者”，深刻地阐释了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下的绝对权力和决定性作用。施米特认为，例外状态不仅揭示了法律和规范的界限，也展现了主权者超越这些界限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主权者可以决定暂停法律的适用，以应对危机，从而显示出其绝对的权力和主体性。只有法律失效时，国家持续存在，宣布法律的失效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过程，带来一个前法律的秩序。无疑，施米特的理论突出了主权者在决定例外状态时的独特位置，以及这种决定如何体现其对社会秩序的终极控制。这种控制不是基于法律规范，而是建立在对法律应用的暂停上。这种权力表现为一种“自我决断”的纯粹形式，彰显了主权者对维护国家存在和秩序所必需的绝对自主性。国家主权的本质在于对于最终决定权的垄断，而这种自我决断渴望把自己从一切规范性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绝对”46。这种决断与解放必然是否定性的，因为唯有掌握权力者才能“把威胁性的自我异化的困境扭转过来”47，而这一过程是对着正常情况说“不”才能达致的。韩炳哲提及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第一章末尾意味深长地借助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强调“例外”对于“普遍”的优先48，进一步强调了例外状态对于理解主权本质的重要性。例外状态不仅是对普遍法律秩序的中断，也是一种通过极端情况揭示政治权力核心的方式。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主权者的决定不仅决定了法律的暂停，也确定了社会秩序的基础。
第四章显象、交往与中介——韩炳哲对阿伦特的阐释
一、空间性与他者
韩炳哲在引出对阿伦特的阐述时，就提到过“孤立和隔离对权力是有害的”63，也就是说，权力必然要有一个“空间”，而阿伦特曾经暗示，暴力难以产生这种“空间”，因为“狭长的枪管之中本质上是个孤独的地方”64，产生空间与权力的，只能是他者的合法化。
与阿伦特一样，韩炳哲也拒绝将权力简化为一种命令与服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65。在阿伦特笔下，“权力的本质”与其来源紧密地联系起来，按照她的著名观点，所谓权力是“从一块行动的人们中间生发出来的力量，他们一分散开，权力就消失了”。“权力”这个概念包含几个关键特征：首先，权力本质上是一个集体的产物，依赖于多个人的共同参与，而不是属于任何个体所有；其次，权力取决于集体的行动而非单纯的聚集；再者，权力的存在是动态的，仅在集体行动时显现，绝非一种固态、可量化的资源；最终，因为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和场域依赖的潜能，它无法被物化、存储，而这与暴力这种可以通过工具保存和传递的力量不同。权力的本质显示出一种不可物化和自发生成的特性，使得它不能像具体的实物一样交由个人所拥有，例如一顶精细锻造的王冠。权力不是通过移交或掠夺而得，而是在积极参与的群体中诞生的。集体的行动是权力出现的场域，权力同时随之显现，如同向湖中投石激起的涟漪。与此不同，暴力如同引入渠道的水一般，存在着滞后且来自外部的性质。总之权力必然。暗含着对异质性他者的存在。的承认。而不能仅仅是自我意志的展开。
二、权力与暴力
阿伦特对权力与暴力的关系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即二者是此效彼长的关系：“从政治上讲，说权力和暴力不是一回事，这还不够，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74。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根本的不同：暴力区别于权力具有一种天然的工具性，甚至可以被物化；暴力的施为者和权力的施为者（也就是行动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之中：施暴者是孤独的，而行动者永远是处于共同生活之中。
阿伦特重视并且多次强调这种根本上的不同恰恰是因为她意识到，在具体历史现实之中，权力往往和暴力纠缠得难解难分，具有“最亲密”的表象。她要求我们敏锐意识到，权力和暴力在本质上是最尖锐而不可调和地对立冲突，而绝不能把暴力仅仅当作是权力的一种极端形式，也不应当夸大暴力在政治事务中的积极正面的作用。暴力会摧毁自由，后者与权力密不可分，而权力的失落又会进一步鼓动暴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对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大革命的阐述之中，蕴含着她对马克思式政治思想传统的拒绝与警惕。
阿伦特还非常具有创见地重视权力与暴力对施为者和承受者的影响，在她看来，权力根植于共同生活与人的复多性性之中，是从行动者中自然生发的力量，其存在与维持依赖于人们的共存，而非物质工具的支持；相反，暴力只能使个体陷入孤立，通过强迫的沉默破坏公共生活的基础，本质上乃是一种权力的缺失和对复多性的拒绝。政府所行使的权力需基于其合法化，而非需要正当化，该合法来源于组织行动的初衷。暴力则受制于它的目的-手段属性，虽可争取到某种正当性，但无法获得合法性。而且，现代革命中的暴力通过其破坏力为革命者提供了迅速行动的上乘手段，一个拿来即可使用的模型工具，此时施暴者的关注点在于对革命高尚的目标的追求而非施暴对象，能限制ta的仅有其道德良知的接受能力。
结论
在《什么是权力》开头，韩炳哲就如此定义权力的逻辑结构：权力是自我主义持续蔓延的连续性，因此，黑格尔式的总体性精神实体其实是他的理想模式之一。本文并没有选择完全跟随这一文本里对于更多思想家（比如黑格尔、尼采、卢曼、哈贝马斯）的精彩而抽象的描述，也没有完全扎进韩炳哲晚近的著作中，一味地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病理学”，而是试图将二者结合。即看到早期韩炳哲已经对于权力、中介、自由等问题作出了学理化思考；又深刻关切近几年韩炳哲将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思考成果延伸至当下的社会病理分析之中。可以说，阅读本文的顺序不妨借鉴甘阳教授对施特劳斯在《自然正当与历史》所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的推荐读法——既可以按照目录顺序从前往后阅读，也可以先阅读第2章与第3章，然后回到第1章。
很显然，韩炳哲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近期都没有、也并不打算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稳定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试图寻找一个灵活的权力概念以及一种权力辩证法，转变内部的结构要素，让它可以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将不同的权力观念统一起来，以应对其极端复杂的属性，并结束在理论上的混乱状态和概念的晦暗不明。他跟随黑格尔的步伐，认为权力是在同一性中运作，即使权力有着斗争与共识两种模式，但都是主体性与连续性在某个层次与维度的存在状态，而非纯粹的或对立的。权力运作的过程是精神性的，又因此权力和自由是同一的。权力不排斥而是容纳自由，于是，他根据自由和精神性这两个维度，区分了权力和暴力。后者是权力的匮乏形态，其以非精神性的暴力压迫来完成自我意志的延伸。同时，权力始终存在朝向自我的意向性，但暴力是无意向性的。由此，韩炳哲引入黑格尔式的“中介”概念，“中介”指的是权力主体以非暴力的形式让他者臣服于自身，暴力成分越少，中介性越高，权力越强。当中介被降为零的时候，权力就转变为暴力，纯粹的暴力使他者陷入极端的被动与不自由之中。以他者为中介的权利才能达至自由。权力是中介性的、精神性的，肯定性的，暴力和自由是标尺的两个终端。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