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哪里有？本文将沃森的“旧民族-新民族”理论作为框架基础，采用了韦伯和斯考切波的国家中心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等作为框架内容，致力于在梳理建构过程的基础上，尝试引入框架将要素和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分析这些要素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是如何具体过程的。
一、绪论
3．国内外研究简评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关于民族建构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其研究的主流理论和影响因素也有所差异，民族建构因时因地而异。虽然不同国家的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时间有着错综性和差异性，但结合整个欧洲现代化的历程和二战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建国历程来看，民族国家建构是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共同发展和促进的过程，但民族建构的要素产生往往是根据国家的主导性而形成的。换而言之，没有国家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民族建构的根基。一个民族进行外部建构应当注重其民族合法性、制度建设和任务复杂程度三个方面。在这当中，主导力量也就是国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代对于民族建构的研究侧重于放在民族国家建构这个整体范畴内进行论述。但总体而言，比起国内学者喜欢进行案例研究并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更喜欢将大量样本进行比较量化进行分类研究，从而对当今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冲突地区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进行“开方”。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发展和其理论成果和国家建构理论呈现出“你中有我”的交替状态，是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中的“常青树。”
三、德国（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集体意识与民族精神共性分析
（一）德意志：天职、规训与服从
1.宗教改革与天职观
中世纪的德意志统治者一直幻想着回到罗马时期的辉煌，将自己的国家以“神圣罗马帝国”自居。这不仅导致了国家定位的不清晰，国内包含了说德语、意大利语和捷克语等众多民族，更是直接让兴起的基督教钻了世俗皇权的漏洞。从10世纪起，宗教的分量在这个国家越来越重，皇权到最后不得不向着教权进行妥协，各民族被杂糅进一个凭空幻想的普适国度中，为了虚拟的愿景而进行着无意义的救赎般的劳作。此时急需有一股力量，让各民族进行重新的自我认知，将世俗皇权和民族意识盖过虚假的教权，重新整合这个陈旧而羸弱的国家。
直到15世纪末期，德意志地区的民族精神发展才迎来了转折点。教士马丁·路德代表着汉撒城邦的市民阶层，他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重新翻译了圣经，对“职业”（beruf）一词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民族里，找不到我们对所谓‘职业’一含义相类似的表达字词，在古代也是如此。反之，这样的字词存在于所有基督教新教占优势的民族里。”1在德意志地区，天主教将人们的工作看作是一种禁欲与赎身，人们由于犯下了罪孽而必须为上帝工作——也就是为教会赚取财富。但路德认为职业虽然也是一种禁欲，但人们在世间工作是一种“入世修行”，即在赎身的同时也能积攒一定的美德，而积累足够多德行的人就能获得上帝的救赎，也就是著名的“选民”理论。这种解释将世俗的理性带入了教义，不仅让人们能在工作之余修养自身的品德，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让世俗工作获得了不同于教会认同的更大的合法性，即人们可以不只是为教会工作，赚取自己的收入是应得的。
四、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共性分析
（一）革命起因：压迫下的反抗
虽然有了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本土化的民族主义，德国和意大利在18世纪末期时依旧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这种滞后性是缺失强力中央集权导致统一国家难产的必然结果。在进入19世纪时，欧洲比以前更加处于一种现代化的国际体系中，并且由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各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微妙和紧张。因此两国的任务比起之前更加艰巨：法国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取得了法国政府的最高权力，并在1805-1807年对欧洲全境提出了领土的诉求并大肆扩张；而羸弱的神圣罗马帝国也在攻势下轰然崩塌。此时，德意志的普鲁士通过革命成为了民族主义极端强盛的侵略性国家，随时觊觎着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地区；而内部羸弱的奥地利皇室还在对统治全国有着最后的幻想，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不惜出卖主权。南边的意大利还是多个诸侯国分庭抗礼的局面，难以统一起来对法国和奥地利形成威胁。因此，两国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起因或者导火索都来自于外部，即面对新威胁法国和旧威胁奥地利的压迫而激发民族精神的活力，从而进行以民族为口号的反抗活动。
1.德国：普鲁士精神的崛起
通过规训改革和开明专制的普鲁士逐渐成为了德意志最强大的邦国之一，对更多的领土也拥有了诉求。“德意志的特性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像罗马特性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普鲁士精神在形成很长一段时间后，由于奥地利的抵触都很难继续传播，因此只有将普鲁士精神在德意志境内广泛推广让其形成一种共识，德意志的民族国家建构才能算真正开始。18世纪下半叶，受到法国自由主义的思潮，德国的思想和文学界迸发出了激烈的火花，一场名为“狂飙突进”的思想运动让自由与浪漫主义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在哲学家费希特和现代化社会学家李斯特等人的带领下，德意志境内逐渐接受了“德意志人”的理念，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民族情感在德意志民众内心萌芽。为了将这种自由的思潮转变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团结，这种自由的思潮被普鲁士进行了有意的改造，因为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让其不能像法国那样将建立统一国家视作民族复兴的终点。1对于普鲁士而言，必须更进一步将德意志建立为强大稳定，拥有文化认同和相似习俗的欧洲霸主，民族复兴才能算成功。
（二）革命组织形式：妥协与合作
在强敌的压迫下，不论是相对强大的普鲁士和依旧羸弱的意大利都受到了强大的威胁，纷纷寻求着解决之法，谋求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赶跑侵略者并统一国家。但在“文化民族”的前提下，两国参与革命的各方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为微妙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受到国家主义影响的旧封建主作为革命的发起者，对建立统一国家有着最为直接的需求，他们也是最为强大和直接对抗外敌的政治力量，但封建主对国内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着强大的戒备和提防心理，防止其借助革命的浪潮顺势将其推翻。另一方面，大规模接受启蒙运动思潮洗礼的资产阶级是参与革命的主导力量，但由于两国的情况特殊导致工业基础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弱小，只能在旧势力的领导下进行民族主义运动。因此两国的革命组织形式形成了一种“妥协合作。呼唤强人”的方式，这也是两国整合民族精神和面临的国际形势等多方面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1.德国：改革与革命并行
（1）普鲁士的现代化改革
普鲁士精神的提出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侵略。政府和皇室作为主导力量，也面临着十分棘手的困境。虽然暗地里德意志的统一运动一直没有停歇，但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还没有哪个邦国能够正面对抗法国。掌权者奥地利在1805年放弃了一千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北部的普鲁士自身也遭受了重创，西北大片国土被夺走，国内的工业也被法国掌控。《提尔西特和约》后，普鲁士甚至面临着亡国的风险。因此从1807年开始，普鲁士只能暂时隐忍，一边与拿破仑示好，缓和与法国的矛盾；另一边则开始了长达四十年，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理念的指导下涵盖了农业、军事和教育的改革。
五、结语
对民族建构的再探讨蕴含着人们对现代秩序、安全和自由的诉求。“民族”起源于罗马人对居住在国家之外的野蛮人的蔑称，到了中世纪以后逐渐成为了形容一个固定区域居住的同乡团体的中性词。民族建构注定要涉及到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跨度，尤其重要的是要探讨“族群——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两个重要节点是如何发生和完成的。本文从欧洲民族主义问题再次复兴的契机着手，注意到了两个典型后发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建构是遵循着一个相对固定的路径的。本文一定程度上对“德国意大利的历史环境不利于民族建构”等言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正，指出了两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既有对先发国家的路径依赖，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选择，最后建成的国家性质也十分相似，因此十分具有进行路径分析研究的意义。
本文将沃森的“旧民族-新民族”理论作为框架基础，采用了韦伯和斯考切波的国家中心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等作为框架内容，致力于在梳理建构过程的基础上，尝试引入框架将要素和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分析这些要素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是如何具体过程的。这种“要素+过程”的路径分析方法，列举了支持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建构在三个重要时间节点的共性，并以此为基础梳理了两国主体民族逐渐形成直至建立本民族现代国家的过程。
参考文献（略）
